《族谱考略》——李穀归宿：洛阳还是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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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顺亮

六十世李穀，据世系小引载乃李白的七世孙。五代后周时事周世宗（954-959在位）。沉毅有器略，在上前议论慷慨善喻以开上意。

以上是我们肇永公李氏一族永春族谱所云，不知把李榖与李白挂上钩，所据为何？我很想知道湖南宜章南郭李氏的说法是怎样的。不过，仅从李榖世居洛阳来判断，这个说法就有很大的问题。

李穀能够在后周开国之初，入居相位，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李穀政治立场坚定，埋头做事，“尽节奉上”。立国之始，政局未稳，稍有异志之人，都是皇权潜在的危险，必然是皇帝处心积虑想要剪除的对象。而李榖显然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成了周祖眼中信得过的人臣。《宋史·李榖传》云：“时周祖已有人望，属汉政紊乱，潜贮异志，屡以讽穀，穀但对以人臣当尽节奉上而已。”

李榖为人臣之忠，还真有些过人之处。《宋史·李榖传》云：

开运二年秋，出为磁州刺史、北面水陆转运使。契丹入汴，少帝蒙尘而北，旧臣无敢候谒者，穀独拜迎于路，君臣相对泣下。穀曰：“臣无状，负陛下。”因倾囊以献。

“穀独拜迎于路”！在异族的铁蹄之下，对一个已经亡国的后晋出帝石重贵，居然如此果敢决绝、无惧无畏，还能表现出这样忠君的政治姿态，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就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李榖留名青史。

二来，李穀精通钱粮转运之事。所谓“飞鸟尽而弓鸟藏”，政局稍一稳定，文官的作用就会加大，而武将的地位必然下降。因为，此时上马打战之人，只会徒然多事，而运筹帷幄尤其是粮钱周转之人，则成了国之栋梁。打战之时，况且已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更何况建国之后，一国如一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更为重要，手中有粮天下安。“周祖西征，为西南面行营水陆转运使。”“初，汉乾祐中，周祖讨河中，穀掌转运。”李榖的转运水平如何，周祖也在实战中检验过了。“故开国之初，倚以为相。”

自古以来，不得志之人，自然是“门前冷落鞍门稀”。而一个志得意满之人，围在他的身边奉承拍马的，总是不胜枚举。李榖贵为开国之相，奉迎之众，更是可想而知。“是岁，淮阳吏民数千诣阙请立生祠。”淮阳吏民是否是真心爱戴李榖，今天的我们难以知道，但既然能够“诣阙”，想来这些吏民已经不是一般人物。不管怎样，这样做的后果，明显是把李榖置于火上来烤。还好，李穀还有自知之明，懂得明哲保身。在皇上“许之”之后，“穀恳让得止”，再一次经受住了周祖的考验。

一般来说，在古代能够被人倡议“请立生祠”的，都是德行比较高尚的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二生祠”云：

官吏有遗爱，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其有立生祠者，《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同。此生祠之始也。

当然，明朝的魏忠贤是要除外的。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擅政，权倾一时，生祠遍于各地。毕竟，不管是哪一个时代，谄媚者总是层出不穷。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淮阳吏民之中，为什么会有“诣阙请立生祠”之举，究竟是谄媚者多，还是真心诚意者多呢？

《宋史·李榖传》云：“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岁用革之数，凡田十顷岁出一革，余听民私用。又奏罢屯田务，以民隶州县课役，尽除宿弊。”而《淮阳大事记》里也记载：“后周显德元年（954）四月，宰臣、李榖疏导蔡河，以通陈颖水运之路。”（详见：http://www.huaiyang.gov.cn/Item/Show.asp?m=1&d=3673&p=1）

看来，李穀的善政，让百姓得了实惠，还是最主要的，而且淮阳受益也最为明显。因此，淮阳吏民有那样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看来真诚者比谄媚者要多得多。我们知道，李榖自己就是颍州汝阴人，而淮阳就在颖州旁边，不说别的，就说疏导蔡河，以通陈颖水运之路，其实也是实实在在为家乡做事。

古代之人，乡土观念极重，一般来说，没有人愿意在家乡父老面前丢脸。所以，以项羽之雄，也怕自己无颜以对江东父老。而周处之所以能浪子回头，也正因为自己被家乡父老认为是“三害”之一而自惭形秽。而李榖在年少之时，实际上也算是不受乡里所喜的。《宋史·李榖传》显然是为尊者讳，说得极其委婉，云：“少勇力善射，以任侠为事，颇为乡人所困。”

还好，这位“身长八尺、容貌魁伟”的李榖，很快醒悟过来。于是，“发愤从学，所览如宿习。年二十七，举进士，连辟华、泰二州从事。”不仅是颍州汝阴，就是父祖本居之地的河南洛阳，李榖也是祖地情深。《宋史·李榖传》云：

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阳，经巢之乱，园庐荡尽，穀生于外。既贵，访得旧地，建兰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诏改清风乡高阳里为贤相乡勋德里。

“以任侠为事”的李穀，虽然“为人厚重刚毅，深沉有城府”，但是，这与生俱来的侠气，也注定让他“人有难必救，有恩必报”。这股侠气让他留下与韩熙载之间的一段千古佳话。韩熙载是何等人也，作为朋友的李穀自然最为清楚。那时的“南渡”，显然就是叛逃，并不容于官府，不然，韩熙载也用不着“密告”李穀。之所以敢于“密告”，说明韩熙载信得过李榖的侠义，不仅不会加害于他，反而只会助他一臂之力。果然，李榖没有告密，虽然双方谁也不服谁。《宋史·李榖传》云：

与韩熙载善，熙载将南渡，密告穀曰：“若江东相我，我当长驱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穀后果如其言。

李榖与韩熙载之间的交情非同一般，不仅是在韩熙载南渡之前，而且还延续到了韩熙载南渡之后。我们可以从冯梦龙《情史》记载的一则故事之中看出。

周世宗时，陶榖奉使江南。李榖以书抵韩熙载云：“五柳公骄甚。”榖至，果如其言。熙载曰：“陶奉使非端介者，其守可隳也。”乃密遣歌儿秦弱兰，诈为驿卒女。敝衣竹钗，拥帚洒扫。榖因与通。作《风光好》词赠之曰：

“好因缘，恶因缘，抵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后数日，李主宴于清心堂。命玻璃巨钟满斟之，陶毅然不顾。乃命弱兰歌前词劝酒，陶大沮，即日北归。

这个陶榖显然是一个情种，多情到只要有几分姿色，哪怕是“敝衣竹钗，拥帚洒扫”的服务员，也不会放过。但是，不管此人的人品怎样，既然是后周的使臣，李榖无论如何也不能“以书抵韩熙载”，事先泄漏使臣的性情。北南对峙，民间书信往来也许不算什么，但是为官之人私相传邮，本就是非常忌讳的事，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在信中对自家的使臣说三道四。李榖肯犯这样的险，只有一种解释：他与韩熙载之间，可谓生死至交。

李榖和韩熙载在北南政坛上的发展，也各自不同。李榖生前就被重用，周世宗用李榖为相，果然用其谋略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韩熙载则是死后才得此殊荣，南唐后主李煜下诏赠韩熙载左仆射、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职，谥曰“文靖”。生前当宰相，于国有益；死后封宰相，仅足荫庇。李榖与韩熙载之间命运的差异，是北南双方对人才取舍不同造成的，也从一个侧面决定了北南双方最后的必然结局。

李榖有谋有勇，应该是肯定的。但是，战争之中，想当常胜将军是十分不易的，李榖也不是常胜将军。对于败军之将如果看待与使用，同样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显德二年冬，周世宗议伐南唐，以穀为淮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兼知庐、寿等州行府事。这一次出兵，李榖吃了一个大败仗。《宋史·李榖传》云：

穀已退保正阳，仍焚刍粮，回军之际，递相掠夺，淮北役夫数百悉陷于寿春。

虽然“世宗闻之怒，亟命李重进率师伐之，以穀判寿州行府。”面对失败，作为后周的人主，如果不生气，那是假的。但是，李榖并没有因此而失势，仍然在军事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是秋，诏归阙，得风痹疾，告满百日，累表请致仕，优诏不允。每军国大事，令中使就第问之。”

我们常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对于战争来说也不例外。李榖从失败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十分庆幸周世宗不仅没有嘲笑失败者，而且欣然采纳了李榖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取得了平定淮南战争的最后胜利。《宋史·李榖传》云：

四年春，吴人壁紫金山，筑甬道以援寿春，不及者数里。师老无功，时请罢兵为便，世宗令范质、王溥就穀谋之。穀手疏请亲征，有必胜之利者三，世宗大悦，用其策。及淮南平，赏赐甚厚。出穀疏，令翰林学士承旨陶穀为赞以赐之。

赏赐固然可以收买人心，但是更让一位才子高兴的，则是对他言听计从。周世宗做到了这一点，自然让李榖感激涕零。哪怕是在李榖自以为老而无用之时，“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罢相，守司空，加邑封”之后，周世宗仍然“令每月肩舆一诣便殿，访以政事”。一位皇帝能有这样的胸怀来施爱于才，国焉能不兴？

征战之中的李榖，他的两次失败，似乎都与浮桥有不解之缘。一次是恒州战役。第二次就是寿春之役。恒州之战，是在后晋取得阳城战役胜利后，契丹通过瀛州刺史刘延祚、赵延寿用计诱使石重贵派杜重威继续攻打契丹。李榖建议杜重威架设浮桥渡河，进入恒州据守，和恒州守军配合作战。契丹军本来担心晋军急渡滹沱河，与恒州联合攻击，见杜重威在河北驻营，也放弃了立即撤回的计划。对方对峙的恶果，就是杜重威接受契丹的条件投降了，导致了后晋石重贵政权的灭亡。而寿春之役，“退守浮梁”，也退出了败绩。《宋史·李榖传》云：

穀领兵自正阳渡淮，……长围寿春。南唐遣大将刘彦贞来援，穀召将佐谋曰：“今援军已过来远，距寿阳二百里，舟棹将及正阳。我师无水战之备，万一断桥梁，隔绝王师，则腹背受敌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戎辂之至。”

后周一朝皇帝的气度如何，在对待李榖上面显露无疑。不当是世宗柴荣宽以待人，连太祖郭威也是如此。后周广顺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辞位”。这病臂并不是因战受伤，而是在家中受的伤。《宋史·李榖传》云：

二年，晨起仆阶下，伤右臂，在告，旬中三上表辞相位，周祖不允，免朝参，视事本司，赐白藤肩舆，召至便殿勉谕。穀不得已，起视事。

李榖摔伤的是右臂，显然他并不是左撇子。因为，他这一生病不要紧，还生出了一个第一，那就是“押字用印之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云：

刻名印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按周广顺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

杨盛钦《花押印的发展及其风格流变》云：“押”之本义是指古代在文书、契约上所签的名字或所画的符号，作为凭信。明代郎瑛《七修类稿》称：“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因“押”上的名字多以草书写成，或画成像花一样的符号，故又称花押、画押。（详见：http://www.studa.net/yishu/090122/15493030.html）

李榖用印，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手臂有病，而且看来病得不轻，连拿笔这样简单的事，对他也是一个难题。当朝皇帝太祖郭威可谓体贴入微，“诏令刻名印用”，这样的关怀备至换了谁都会大受感动。而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大多汉字不识一个，执笔花押是不可能了，只好用印来代替，显然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李榖受伤之后的一些记载，《宋史》与民间记载明显不同。对于李榖的儿子，正史只记了两个：“子吉至补阙，拱至太子中允。”而据南郭李氏族家史，则显然还有三子李琰。南郭李氏一脉认为，始祖李榖系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十三嫡传后裔：

(李榖)后因年事已高，卧疾二年（双臂跌伤），九表辞位，转为岭南节度使，携三子李琰随任，建隆元年十二月道卒，终年五十八岁，太祖闻之，震悼不已，为之辍朝，追谥曰“英烈王”。葬兴宁县，地名沪溪青草营洞宾卧地形，称将军琢。（详见：http://home.51.com/12269940/diary/item/10045143.html）

而郴州文物处的郴州文博网不知所据为何，在《李平章家庙》一文中也认为：

后周显德四年（957）八月，李榖遭贬赴任岭南节度使，卒于途中宜章。朝廷念其正直忠烈，后追封为英烈王，其妻卢氏封为“诰命一品夫人”。

上述两个说法，与正史明显不同。虽然不能说正史绝对不会出错，但在没有任何旁证的情况下，不以正史为准是不负责任的。根据《宋史》，第一、李榖并没有双臂跌伤，只是摔伤了右臂。第二、并没有九表辞位，只是“三上表辞相位”。第三，“后周显德四年（957）八月，李榖遭贬赴任岭南节度使”的说法显然不对，明明这一年“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罢相，守司空，加邑封，令每月肩舆一诣便殿，访以政事。”第四，追谥曰“英烈王”也有问题，明明只是“太祖闻之震悼，赠侍中。”

李榖究竟有没有如南郭李氏一脉所认为的那样，任过岭南节度使呢？我们不能断然否定，但是以《宋史》来对照，也是极其可疑的。《宋史·李榖传》云：

恭帝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赵国公。求归洛邑，赐钱三十万，从其请。

我们知道，恭帝所用的年号也是显德，从显德六年六月只用到七年正月，后周就灭亡了。李榖“求归洛邑”的请求，显然得到了恭帝的同意，至于在后周灭亡之前，来不来得及回归故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太祖即位，遣使就赐器币。”篡位夺权之后新生的大宋王朝，还需通过安抚李榖来稳定人心，这至少说明此时的李榖还未离开权力核心地区，更不可能远赴岭南。而就在这一年，“建隆元年，卒，年五十八。”看来，李榖也来不及远赴岭南。对于李榖的死因，《宋史·李榖传》居然也不吝笔墨记上一笔：

世谓朴能荐士，穀能知人。穀归洛中，昭义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遗钱五十万，他物称是，穀受之。既而筠叛，穀忧恚而终。

我们唯有用此办法勉强圆说：并不是后周恭帝而是宋太祖，对李榖这位后周重臣放心不下，让回归故里的李榖，“转为岭南节度使，携三子李琰随任”，而这一赴任却要了李榖的老命，“建隆元年十二月道卒。”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内中的隐情更多，道卒的李榖也许就是死于非命。那么，“太祖闻之震悼”，就变成是做足样子掩人耳目了。

历史之中的迷雾重重，只有天知道。家史所记，虽然错漏百出，但自有其可信的一面。比照着正史来看，也许我们就能看出历史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