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春族谱之中，在《受姓后纪实》里是这样记载李大临的：

六十四世 大临，道之后，登北宋仁宗嘉裕（1056-1063）进士。累官秘阁校理，僦居陋巷，仁皇赐以御书。

这一段的记载，显然是有错误在里头的。宋仁宗赵祯一共用过9个年号，分别是：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因此，永春族谱这段记载里头的“嘉裕”，明显是错误的。根据“嘉裕”后面紧跟的（1056-1063）来判断，“嘉裕”应该实为“嘉祐”。

但是，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李大临果真是嘉祐进士吗？“飘雪文艺网”认为，李大临是宋仁宗景佑五年进士。我们知道，景佑年号用了5年，从1034年至1038年十一月。景佑五年就是1038年。只可惜，我们不知这家网站的记载所据为何。原文如下：

李大临（一○一○～一○八六），字才元，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仁宗景佑五年（一○三八）进士。知广安军，徙邛州。神宗熙宁四年（一○七一），知汝州，徙知梓州。八年，复天章阁待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二五八、二六九）。哲宗元佑元年卒，年七十七（《同上书》卷三七四）。《宋史》卷三三一有传。今录诗四首。

而《宋人传记年号索引》则认为，李大临是宝元元年进士。《北宋年间进士录》亦持同样观点。我们知道，宝元也是宋仁宗的年号，一共用了3年,从1038年十一月至1040年二月。原来，宝元元年也是1038年。看来，应该是1038年用了两个年号惹得祸。这一年景佑年号本来用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十一月，却改元了，年号变成了宝元。

李大临到底是宋仁宗景佑五年进士，还是宝元元年进士呢？这个问题其实是有答案的。因为，不管开考是什么时候，关键是看什么时候开榜。如果是景佑五年开的榜，那么李大临就应该是景佑五年进士。反之，李大临就是宝元元年进士。我们知道，顶顶大名的司马光，恰好是宝元元年戊寅科中的进士。这一科登进士第的，共有310人。

对这一科的情况，《宋会要》“选举二 进士科”之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诏新及第进士第一人吕溱为将作监丞、第二人李绚、第三人祖无择为大理评事，诸州通判；第四人石扬休、第五人王昇为两使职官，第六人司马光以下初等职官，第二甲试衔簿尉；第三甲判司簿尉；第四甲特免选判司簿尉。

这一科进士，不仅人才济济，而且对北宋后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大临能够在这一科之中，也荣登进士，自然十分不易，更足以证明他的才华。李大临中举之后，也封了个官。《宋史》云：“登进士第，为绛州推官。”绛州在今天的山西省西南部。宋朝在诸州幕职中有节度、观察推官。“百度百科”的“推官”词条云：“属地方的推官有点幕僚的意思，多少有些挂职而没有多少实权的意味了。”

进士可以雁塔题名。《大 慈 恩 寺 志》“卷十四”《雁塔题名（一）》云：

雁塔题名起自于唐，五代、宋、元一度沉默，至明、清复仿唐故事继盛，至清末，雁塔题名相沿不绝，只是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题名者身份有了变化。题名者主要不再是进士，而成为乡试中榜者了。形式也变了，即不是在塔内题名，而是将题名刻石树碑，罗立于塔下。

进士出身的李大临，在雁塔之上出现了两次，不过却是以新知梓州的身份：

知府事吴中复，新知梓州李大临、止舟（注：从后文看，“止舟”当为“前”）知阆州崔度熙宁六年二月九日显。
知府事吴中复新知梓州李大临、前知阆州崔度，熙宁六年二月九日题。

李大临“累官秘阁校理”，现在来看一下秘阁校理究竟是什么样的官职。秘阁，是中国宫廷藏书之处。只要一加“百度”，我们就知道：

自晋、南朝宋至隋、唐，皆设有秘阁藏书，北宋沿唐制设三馆，改弘文馆为昭文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新建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等三馆贮藏图籍，总名为崇文院，通称阁职。端拱元年（988年）又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选三馆善本图书及书画等入藏，藏书最为完备。后又将所收两浙钱俶的藏书移至其中。淳化元年（990年）扩建秘阁，于淳化三年（992年）建成，宋太宗御题匾额“秘阁”，设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管理秘阁事务。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问题，天真的以为秘阁校理仅仅是在国家图书馆里校校书，那么就会大错特错了。只要看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十六 馆职名存”中的记载，我们就会知道真实的情况。洪迈云：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官至员外郎则任子，中外皆称为学士。

原来，在元丰改制之前，“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而且，“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可见，能当上秘阁校理，那是何等的荣耀，不仅是一个搞搞研究的学术官，更是通向未来的政治官。当然，元丰改制之后，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局面。

李大临是胜任秘阁校理一职的，而且的的确确有些名士风流。《宋史·李大临传》云：

仁宗尝遣使赐馆阁官御书，至大临家，大临贫无皂隶，方自秣马，使者还奏，帝曰：“真廉士也。”

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在徐度《却扫编》“卷中”里有更清楚的记载：

“僦居陋巷，仁皇赐以御书。”永春族谱所说的，正是此事。能获得当朝皇帝这样称赞，那是无比之高的荣誉，可以说李大临是道德上的楷模。王安石变法，站出来反对的，居然是李大临这样的道德高尚之人，可想而知变法的纷乱和下场。

在秘阁校理任上，李大临犯了一次差错。《宋史·李大临传》云：“文彦博荐为秘阁校理。考试举人，误收失声韵者，责监滁州税。未几，还故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中，在宋仁宗庆历八年九月，对此事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载：

丁巳，降开封府推官、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孙锡监和州税，殿中丞、秘阁校理李大临监滁州税，坐发解锁厅举人诗有落韵者，既奏名，而为弥封官所发。锡，真州人；大临，华阳人也。

收个税，对于李大临来说，可谓小事一桩。在秘阁校理，李大临还担任过度支员外郎。为此，还被《王安石全集》“卷第四十九”中的《度支员外郎充秘阁校理李大临三司度支判官制》留下了一笔：

敕某：天下之食货，皆领于三司。故朕常难于置使，而又考慎其属以称之。尔以文学为官，而政事尝有所试，清明敏达可使治，烦往践厥官，其知所守矣。

“尔以文学为官，而政事尝有所试，清明敏达可使治……”这是对李大临一个很好的评价。因为，这道敕命，虽然是皇帝下的，但是显然是王安石的名堂。而王安石的那一套，李大临看的并不怎么顺眼。来自所谓“政敌”的评价，自然更为公允一些。

在李大临的为官生涯之中，至少有三个人对他来说有知遇之恩。一个是杜衍，一个是文彦博，一个是张方平。《宋史·李大临传》记载了前两位，却忽略了最后的一位，只云：“杜衍安抚河东，荐为国子监直讲、睦亲宅讲书。文彦博荐为秘阁校理。”而我们在《全宋文》“卷七九九”和“卷八○○”，分别找到了张方平的《举李大临苏轼充谏官状》和《举李大临状》。

秘阁出身，加上道德高尚，李大临官运亨通自然是迟早的事。其中，待制便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作为等待诏命之官员，以备皇帝顾问。叶梦得《石林燕語》“辨卷第二”中的《二十八辨集贤院学士与除待制沿革》，记载云：“又有自集贤院学士除待制者，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皆是。”后来，李大临当上了知制诰，起草诏令，更是非同小可。《宋史·李大临传》云：“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连宋神宗，都因为“雅知其名”而拔擢李大临。我们知道，就是这位宋神宗赵顼推动了元丰改制，在元丰年间(1078-1085)对职官制度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旨在解决宋初以来职官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这是任何一个朝代安定之后，必然伴随而来的千古难题，往往事还未解决，而人已先斗个你死我活了。毕竟是抢人饭碗之事，非圣明贤人因势而为，不能成功反起乱者居多。

元丰改制，自然也影响到了李大临。但是，更为影响李大临仕途的，其实是他的政治立场。我们不好说，李大临一定就站在宋神宗的对立面；我们只能说，李大临也是因为忠君而克尽职守，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一份坚持，虽然让李大临吃了眼前的大亏，却换来了清史万古留芳。

“大临清整有守，论议识大体，因争李定后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苏颂称为‘熙宁三舍人’云。”这个李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为了保住官职，隐瞒母丧不报，这在倡儒重孝的社会，不仅属大逆不道，而且是欺君罔上。

中书舍人李大临居然原则到为了“故事”不开“幸门”，而“累格诏命”，与宋神宗过不去，后果可想而知。《宋史·李大临传》记载得十分详细，云：

会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苏颂相继封还词命，次至大临，大临亦还之。帝批：“去岁诏书，台官不拘官职奏举，后未审更制也。”颂、大临合言：“故事，台官必以员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谓选人亦许之也。定以初等职官超朝籍，躐宪台，国朝未有。幸门一开，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满其意哉。”复诏谕数四，颂、大临故争不已，乃以累格诏命，皆归班，大临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

《宋史·苏颂传》对此也有记载：

次至李大临，亦封还。神宗曰：“去年诏，台官有阙，委御史台奏举，不拘官职高下。”颂与大临对曰：“从前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后为难得资叙相当，故朝廷特开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员郎，非谓选人亦许奏举。若不拘官职高下，并选人在其间，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为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优恩，更处之宪台，先朝以来，未有此比。幸门一启，则士涂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满其意哉！”执奏不已，于是并落知制诰，归工部郎中班，天下谓颂及敏求、大临为“三舍人”。

李大临不仅“归班”，即“归工部郎中班”，被取消了知制诰的头衔，而且“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也就是被逐出了京城。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李大临反对“李定除御史”，而李定属于王安石一派，就直接断定李大临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实际上，李大临对于王安石变法，只是反对其中的一项，不过却是变法之中最重要的一项，即青苗法。《宋史·李大临传》云：“言青苗法有害无益，王安石怒。”显然，王安石有些听不得不同意见。

为什么李大临会“言青苗法有害无益”呢？青苗法究竟害在哪里？《宋史·王安石传》云：“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以北宋之大，南北不同，行一法而通全国，“一刀切”之后，往往弊端重重。与李大临同举进士的司马光，在《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里说：

窃惟朝廷从初散青苗钱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债取利，侵渔细民，故设此法，抑其豪夺，官借贷，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陈米散与饥民，却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纳粟三斗，所取利约近一倍。向去物价转贵，则取利转多，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

问题在于，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根本，所以青苗法稍有动摇，就等于变法失败。于是，王安石容不得有人“言青苗法有害无益”。李大临一言，自然就会触怒王安石。

坚持原则的李大临，对皇帝都敢“累格诏命”，对青苗法说上两句更是不在话下。同样，在对待后来成为王安石一派的叶祖洽中举的问题上，也能看出李大临的风骨。《文献通考》“卷三十一 选举考四”云：

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三年，亲试举人，初用策。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进士就席，有司犹循故事给《礼部韵》及题，出乃策问也。
叶祖洽对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考官苏轼疾其阿谀，因拟进士策一篇以进。

其实，这一科的考官还有李大临。不过，李大临与苏轼虽然观点一致，但是李大临看来对事不对人，而苏轼做得就有些过了，居然“因拟进士策一篇以进”。因此，苏轼遭到王安石的强烈反弹，而李大临倒没有。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云：

壬子，御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叶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总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其意在投合也。考官吕惠卿列阿时者在高等，讦直者居下；刘攽覆考，悉反之。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五。帝令陈升之面读均等策，擢祖洽为第一。祖洽，邵武人；佃，山阴人也。苏轼谓：“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乃拟进士第（注：“第”应为“策”）一篇献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数请黜之。

李大临与王安石之间的私交，似乎还是不错的。李大临“以亲老，请知广安军，徙邛州。”王安石还写了一首诗《送李才元校理知邛州》：

朝廷孝治称今日，乡郡荣归及壮时。
关吏相呼迎印绶，里儿争出望旄麾。
北堂已足夸三釜，南亩当今识两歧。
独我尚留真有命，天於人欲本无私。

李大临官居缴驳，克举其职；祖无择治郡所至，能修校官，是皆班班可纪者。然大临以论李定绌，无择以忤安石废弃终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贤矣。

李大临与祖无择二人，似乎兴趣也是相投的。他们两个人都与佛有缘，都到过招提院，并且都写下了《题招提院静照堂》。我们来分析一下两个人同题诗作的同与不同。

李大临的《题招提院静照堂》如下：

地胜堂新构，僧闲昼杜门。
山林谁乐静，城市亦非喧。
客到空弹指，风来不动幡。
祗应常宴坐，对镜一无言。

祖无择的《题招提院静照堂》如下：

院静远嚣尘，虚堂缔构新。
几招台岭客，共话沃州春，
想像山中乐，优游物外身。
公卿诗满壁，雅正日相亲。

相同的是，李大临与祖无择都是在静照堂刚造好不久去的，前者说“地胜堂新构”，后者说“虚堂缔构新”。不同的是，李大临认为寺院虽闲却不一定真的静，城市虽闹却不一定真的喧，所谓“山林谁乐静，城市亦非喧。”关键在于处世的态度，“风来不动幡”，以及自己的追求，“对镜一无言”。而祖无择显然痴迷于佛的世界，认为这里可以“院静远嚣尘”，于是这里是他所向往的，所谓“想像山中乐，优游物外身。”

刘德清认为，“招提寺、静照堂亦当与越州有关系”。（详见：《陆经诗文酬唱及其对宋代文学的贡献》）写过《题招提院静照堂》的文人不少：

《宋史·艺文八》著录“陆经《静照堂诗》一卷。”此著未见传世，亦不见别本著录。今存元徐硕《至元嘉禾志》卷二七有《题招提院静照堂》诗三十二首，其中包括苏轼、王安石、王盕、郑獬、范镇、韩维、祖无择、宋敏求、吴充、李大临、王益柔、钱藻、刘盭、李常等名家题咏。

但我以为，与其说“招提寺、静照堂亦当与越州有关系”，还不如说与秀州有关系。秀州，包括旧嘉兴府与旧松江府，原来是唐代苏州府的一部分。因为苏轼明明写过《秀州僧本莹静照堂》：

鸟囚不忘飞，马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
君看厌事人，无事乃更悲。贫贱苦形劳，富贵嗟神疲。
作堂名静照，此语子谓谁。江湖隐沦士，岂无适时资。
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娱嬉。従之恐莫见，况肯従我为。

其实，李大临到过的寺院并不止这处招提院，还到过成都城东的圣兴寺，并且留下了《圣兴寺护净门屋记》。因为圣兴寺在城内人口稠密之地，民居紧迫，寺外卫生极差。“监寺大师文爽，恶其不清净之甚，欲创屋翼张而蔽掩之，因建白府帅翰林侍读书士王公素，乃命签书节度判官吴师服，度地按视，利病昭然，若师之说不诬。师自发私囊千六百缗，造外舍十有八间于三门左右序，且以护净。市民占止，月僦直万钱，…获月租愿以完葺充用。”成都寺院造房出租，在唐宋已为常事。（详见：谢元鲁《玄奘入蜀与唐宋成都佛教寺院的兴盛》）

《全宋诗》里一共记载了李大临的四首诗，另外三首如下：

送张职方出守高安
白首为郎舍，清朝剖使符。
一麾荣父子，千里接江湖。

西园辩兰亭和韵
沙石香丛叶叶青，却因声误得蝉名。
骚人佩处唯荆渚，识者知来遍蜀城。
消得作亭滋九畹，便当入室异群英。
非逢至鉴分明说，汩没人间过此生。

谒濂溪周虞部
帘前翠霭逼庐山，门掩寒流尽日闲。
我亦忘机澹荣利，喜君高躅到松关。

我们常说诗以言志，诗中自然可以见人。“汩没人间过此生”，显然正是李大临所感叹与害怕的，无论身处何方，都要“千里接江湖”，才是他的梦想。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于他的为政之道，是有深远影响的。我们还可以从《欧阳修集》“卷七十 居士外集卷二十”里，一则《答李大临学士书〈皇祐二年〉》，来品读更为真实的李大临。皇祐二年即1050年。全文如下：

修再拜。人至，辱书，甚慰。永阳穷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尝得贤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每登临览泉石之际，惟恐其去也。其后徙官广陵，忽忽不逾岁而求颍，在颍逾年，差自适，然滁之山林泉石与杜君共乐者，未尝辄一日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

足下所得与修之得者同，而有小异者。修不足以知道，独其遭世忧患多，齿发衰，因得闲处而为宜尔，此为与足下异也。不知足下之乐，惟恐其去，能与修同否？况足下学至文高，宜有所施于当世，不得若某之恋恋，此其与某异也。得陈君所寄二图，览其景物之宛然，复思二贤相与之乐，恨不得追逐于其间。因人还，草率。

从这一则书信来往对答之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欧阳修的性情，更可以窥见李大临的情趣。而《宋史·李大临传》似乎是特地记载了李大临一则与道相关的故事：

辰溪贡丹砂，道叶县，其二箧化为双雉，斗山谷间。耕者获之，人疑为盗，械送于府。大临识其异，讯得实，释耕者。

李大临“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他的儿子、孙子，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宣和画谱》“卷十二 山水三”记载李时雍云：

文臣李时雍字致尧，成都人。天章阁待制大临之孙，朝奉大夫隲之子也。自大临至时雍，三世皆以书名于时。时雍读书刻意翰墨，初从事举子，屡以行蓺中乡里选，终不第，遂以祖?（注：应为“荫”）补入仕。崇宁中，以书名藉甚，方建书学，首擢为书学谕，因献颂迁博士。喜作诗，或寓意丹青间，皆不凡，作墨竹尤髙，遂将与文同并驰。官至承议郎、殿中丞。今御府所藏一：渭川晩晴图。

李大临的孙子李时雍，“曾为书学博士。崇宁间官至殿中丞。以书画名时，能以襟袖濡墨作巨字。徽宗赐以绛纱护臂，非诏不得作书。”这应该说是最高的荣誉了。据说，“元符初黄庭坚在戎州尝从乞书。”事后，黄庭坚写下了《李致尧乞书书卷后》：“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崇宁（1102―1106）间与米芾同为书学博士的李时雍，“尝封御书跨鳌二字，方及半，宫人以花簪之，不觉满头。于是能声高出米芾。”李时雍的书法作品，我们今天仍然有幸能够看到，那就是河北省赵县的大观圣作碑，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1107年，26岁的赵佶用自创的瘦金书拟就推行八行八刑新政的诏书，再由书学博士李时雍摹写上石。”大观圣作碑居然有两块，二者均为李时雍依御笔摹写，只不过，“在平乡的一块，却没有如此的风光。”刘学斤《金石竹帛系列之：大观圣作碑》云：

李时雍做的最大的官是承议郎和殿中丞，不大，充其量不过一个卑微的御前供奉。却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便。他深谙赵佶笔墨的源流昧法，摹写瘦金书惟妙惟肖，入情入理。摹写大观圣作碑，他是最佳人选，亦属情理之中。赵佶的儿子，后来做了宋高宗的赵构有一篇《翰墨志》，将李时雍与蔡襄相提并论：“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駸駸不为绝赏”。

其实，泰山之上，也有一块大观圣作碑。《泰山石刻》云：

宋大观圣作碑立于宋大观二年(1108年)八月，上刻李时雍摹写的宋徽宗御书《八行诏》：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内亲為睦，善外亲為渊；任于朋友為任，仁於州裏為恤，知君臣之义為忠，达义利之分為和。反之為八刑。碑高4.5米，宽1. 5米，厚0.41米。碑文正书12行，满行71字，字径3厘米。正文后刻年月2行，诸臣衔名4行。其字书画细瘦，结构端庄。额行书“大观圣作之碑”，3行6字，字径13厘米，系蔡京奉敕题书。龟座高1.1米，宽1.55米，长3米。碑原立于文庙，1973年移岱庙。
观摩指南：岱庙配天门西南，游客可以近距离欣赏。
书法特点：正书，其字书画细瘦，结构端庄。
年代：立于宋大观二年(1108年)八月
游览指南：经岱庙－遥参亭—岱庙坊－正阳门后，到达配天门。

不幸的是，这位李时雍似乎命不长，以至让他的父亲李隲白发人送黑发人。邓椿《画继》云：

李时泽，遂宁人。初为僧，受业于成都金地院，因李骘显夫丧其子京师，显夫亲往迎丧，拉与同行，自是熟游中原。多观古壁，见武洞清所画罗汉，豁然晓解，得其笔法。兵乱归蜀，即以画名。

《四库全书》收有董更的《书录》，还有更详细的记载，既让我们知道李大临的儿子“隲以能书名，东坡尝师之”，又让我们知道李大临的另一个孙子叫李时敏：

髙宗翰墨志云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淳佑庚寅冬有蜀士李某者避乱豫章自言家世以书擅名谓李隲字显夫者其祖也时雍字致尧者隲之子也隲以能书名东坡尝师之时雍克嗣家声与米元章同为书学博士尝对御书跨鳌二字书鳌字方及半宫人以花簮之不觉满头于是能声髙压元章又尝以书出外国敕以绛纱封臂非被旨不许辄书能以襟袖濡墨走步以作大字【牟徳新因余编书録得此一事以广所闻】余藏李隲草书文赋一卷【石刻】李时雍真迹数行非虚得名也

成都续记云朝散大夫李隲与其子时雍时敏皆以书名得真行草三体而真尤胜时雍尝为尚书郎冯澥写上殿札子徽宗异之问谁书澥以实对御批李时雍除书学博士当时士大夫碑记题榜多出时雍父子之手葢其结字妩媚虽乏遒劲然亦自成一家

《宣和画谱》“卷二十 墨竹”记载李时敏云：

文臣李时敏，字致道，成都人，时雍之弟。作字与兄时雍相后先，大字尤工，每作丈余字，初不费力。又善弧矢，凡箭发无不破的，虽百发未见其出侯者。而时敏有吏才，妙于丹青。盖书画者本出一体，而科斗、篆籀作而书画乃分。宜时敏兄弟皆以书画名冠一时。官止朝请郎。今御府所藏一：诗意图。

而李大临的曾孙，名叫李蕃。邓椿《画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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