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考略》——“四李”之祖：大临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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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顺亮

永春族谱之中，在《受姓后纪实》里是这样记载李舜臣的：

六十八世舜臣，大临玄孙。八岁能文，南宋孝宗乾道初（1165-1174）举进士，对策刚正，官至崇正主簿。子道传、性传、心传俱进士，乃父子四进士名家。有英烈之风，以子贵，封荣国公。

这一小段的记载，也有一些问题在里头。首先，《宋史》记载李舜臣“中乾道二年进士第”，永春族谱说“南宋孝宗乾道初举进士”，这样模糊处理似乎没有必要。乾道是南宋孝宗皇帝赵昚的第二个年号，共计9年，一般认为是从1165年至1173年，而不是这里所记的“（1165-1174）”。

其次，“官至崇正主簿”应为“官至宗正主簿”之误。宗正寺，作为中国古代官署，隋唐两宋相沿，为九寺之一。管理皇族、宗族、外戚的谱牒、守护皇族陵庙。因为唐代道教是国教，所以宗正寺还管理道士、僧侣。《宋史·李舜臣传》记载，李舜臣“迁宗正寺主簿”。《宋史·李道传传》亦云：“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但是，《宋史·李性传传》则云：“崇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这里显然也是把“宗正寺”错成了“崇正寺”。

其三，“父子四进士”最好做一下说明，因为李心传的进士，并不是考取来的功名，而是南宋皇帝“赐进士出身”得来的。

其四，李舜臣封的是崇国公，而不是什么荣国公。当然，“以子贵”倒是切有其事，而且沾的是小儿子李性传的光。《宋史•李舜臣传》非常直白地记载：“以性传官二府，赠太师、追封崇国公。”在皇帝时代，不管是对活着的人，还是对故去的人来说，皇帝的圣旨总是一锤定音的，封你什么就是什么。因此，李舜臣最后的官职是太师，爵位是崇国公。

但是，李舜臣最为当时世人所称道的称谓，其实还是他在有生之时得来的“蜀先生”。但这“蜀先生”的美称，其实并不是源自李舜臣“教授成都府”之时，而是他在“知饶州德兴县”之时获得的。《宋史•李舜臣传》云：

时虞允文抚师关上，辟置幕府，用举者改宣教郎、知饶州德兴县，专尚风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讼连年不决，为陈慈孝友恭之道，遂为母子兄弟如初。间诣学讲说，邑士皆称“蜀先生”。

因为李舜臣来自蜀地，而且“诣学讲说”，所以江西人自然会尊称他为“蜀先生”。李舜臣“教授成都府”之时，蜀地之人顶多尊称他为“先生”。似想，如果这时有人尊称他为“蜀先生”，莫免有些怪了，你我大家都是蜀人，哪里称呼之时需要加个什么蜀不蜀的。除非“蜀先生”是全蜀读书人的先生之意，但是这样的尊称显然太过了，过得让李舜臣自己都会受不了。

李舜臣“教授成都府”以及在德兴“诣学讲说”，究竟“为人师”的功力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似乎找不到哪一位高人，曾经是他的门生。但是，李舜臣“教授”孩子的功力，看来并不一般。“井研四李”，父子四人，家学渊源，自相师友，名闻朝野，名重川蜀，与北宋“眉山三苏”和南宋“丹棱李氏”齐名。

我们不知道李舜臣除了孩子之外的门生有谁，却知道他的老师是冯时行。清朝“閕轩先生”王梓材，在《宋元学案》“卷三十　劉李諸儒學案”中“谨案”：“程沙随述先生尝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号缙云先生，其学传于李舜臣。”

实际上，李舜臣不仅学到了冯时行的真传，而且还继承了他的门风。《宋史•李舜臣传》云，李舜臣尝曰：“《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画从中起，乾坤中画为诚敬，坎离中画为诚明。”《易》与画密不可分，《易》与道更是密不可分，需要去用，去身体力行。

李舜臣是行《易》之高手。《易》中自有理，于是，“民有母子昆弟之讼连年不决，为陈慈孝友恭之道，遂为母子兄弟如初。”《易》中还有道，于是，“罢百姓预贷，偿前官积逋逾三万缗。民病差役，舜臣劝纠诸乡，以税数低昂定役期久近为义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银坑罢虽久，小户犹敷银本钱，官为偿之。天申大礼助赏及军器所需，皆不以烦民。”《易》中更有变，于是，李舜臣曰：“治忽所关，何可拘常法。”

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变，有些东西却永远不能变。那就是人格不可屈，民族感情不能变。“巴渝第一状元”的冯时行，力主抗金。绍兴八年，他呈上《请分兵以镇荆襄疏》，奏金人议和不足信，请选大臣重兵镇荆，使岳飞得以专力致于江汉间。没想到，宋高宗不仅不听，还加以贬谪。而李舜臣对策，也是“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宰辅大臣不当以奉行文字为职业。”结果，“考官恶焉，绌下第，调邛州安仁县主簿。”

不屈不挠的精神，冯时行与李舜臣一脉相承。“乘舆不出，无以定大计，宜徙幸武昌。”又谓：“江东六朝皆尝取胜北方，不肯乘机争天下，宜为今日监。”当年，李舜臣应诏上书的《江东胜后之鉴》十篇，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四川省图书馆介绍“李舜臣”云：“今存《江东十鉴》一卷，收入《杜藕山房丛书》，录入《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存目。此书辑江东战胜之迹，上起三国，下至六朝，共得十事，先叙原委，次加论断。书成于高宗绍兴末年，旨在激励南宋君臣抗金复国。《宋代蜀文辑存》录其文三篇。”（详见：巴蜀全书网http://pub.bashuquanshu.com/mingxian/gudai/13011430471999.html#）

因此，李舜臣显然是有人格魅力的人，我们说他足以“为人师表”，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朱熹晚岁，每为学者称之。”其实，朱熹之所以称道李舜臣，想来并不仅仅是因为李舜臣“《易》起于画”的易学，还有他身体力行《易》之道所形成的人格力量。其实，这种身体力行，在李舜臣的三位孩子身上也可以看到，尤其是“笃于践履，气节卓然”的李道传。“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这位李道传不仅深究易理之学，而且真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道貌岸然。《宋史•李道传传》云：“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

李舜臣父子四人，之所以会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他们的家乡井研立四李祠崇祀，其中的道理也正是在这里。2011年国庆前后，我到井研寻根之时，昔日香火不断的四李祠早已不见踪影，只见到人去楼空、长着荒草的废弃小学。这座始建于1891年的研城小学，原校址就位于四李祠山顶之上。我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之上找到了石条基础，隐约透露出当年四李祠的规模，想来应该是四李祠当年的旧物。

“受“5.12”汶川地震影响，2008年9月部分搬迁至城北小区，研小重新修建。2008年9月、2010年9月，城北小学、光辉小学先后并入研城小学。而今，研小汇三校之精髓，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县城北，占地62亩，建筑面积12800平方米……”研城小学的介绍，自然是以搬离四李祠为荣。虽然四李祠早已不见，但是四李祠旧址能够在百年之中，为当地的启蒙教育作出贡献，也是我辈所欣慰的。

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随着清末民初以来四李祠功能的转换而逐渐消失，李舜臣父子四人也迅速退出了当地民众的记忆深处，只有官方为了用文化搭台唱自己经济大戏之时，才会偶尔提及“井研四李”。这与我如今的家乡尤溪县全然不同，朱熹朱文公对于尤溪人来说，那真是妇孺皆知、无人不晓，甚至讲出几个故事都不成问题，完全融入到尤溪人的文化“血液”之中。“井研四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与井研之间的联系，似乎只有故纸堆之中，才能勉强找到一点点联系，而不是如朱熹一般活在当地人的心中。

庆幸的是，如今井研县准备在研小旧址这个县城制高点，兴建“四李公园”，重建“四李祠”、“四李楼”，打造成为井研“文脉”、“国学重县”标志性文化建筑。不过，祠堂楼管建不建，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让“井研四李”所代表的文化与精神，再次回到井研人民的心中。

这种文化与精神，我们可以在后人赞颂“四李”的赋诗铭文之中，寻得其中的深意与真谛。《嘉庆井研县志》记，明朝余承勋知县的《四李祠》云：“四李遗编缀六经，乡评深重想仪型；乾坤妙思抽羲画，河洛家声接鲤庭。异代文星还聚井，新祠岁事合栖灵；好将列传镌研石，检点遗芳照汗青。”而明朝肖傅知县的《井研县赋》的颂扬也十分到位：“擅四李之乡邦兮，表三峨之眉鬓；铿然忠节立于一门兮，皆与斯文之正印。”

“行修于家，教成于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与追求。按照这个标准，“井研四李”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家庭。只可惜，“井研四李”这个家族对于历史记载而言，似乎来也快、去也忽，有如昙花一现。但是，所谓由来有自，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本。永春族谱所言“舜臣，大临玄孙”，究竟有没有可能呢？我以为，可能性还是有的，但可疑性更大。

如果永春族谱所言成立的话，那么“大临……→（）……→（）……→（）……→舜臣”，可以直接填补为“大临……→（）……→公锡……→发……→舜臣”。因为，来可泓在考证李性传的家世时说：

据（黄榦《勉斋集》卷卅八《知果州李兵部墓志铭》）云：“君隆州井研县人，曾祖公锡，祖发（1102年——？）宣义郎（从八品），父舜臣（约1137年——1181年）承议郎，行宗正寺主簿，赠朝请大夫。”

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不仅《宋史》之中，对于李大临与“井研四李”的关系，没有丝毫记载，而且似乎也没有其他史料，可以证明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我们知道，“井研四李”之中的李心传可是史学名家，按理不会对自己的家世漠然无视。永春族谱把李大临与“井研四李”建立亲缘关系，不知所据为何。

当然，北宋的李大临与南宋的“井研四李”，不仅都是四川人，而且相距并不是非常遥远。《宋史·李大临传》云：“李大临，字才元，成都华阳人。”毕竟华阳与井研没有多少路程，李大临的某个儿子或者孙子，迁居井研的可能性，也许还是存在的。不过，李大临的儿子李隲，及其孙子李时雍、李时敏，这些我们从目前史料上已知的人物，仍然还是成都人氏。

就连史料所载的李大临五世孙李佃，似乎也与成都相关。朱熹的高徒度正，曾与李佃有过交往，二人不仅有同乡之谊，显然还是知心好友。《宋史·度正传》云：“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绍熙元年进士。”嘉定六年（1213年）正月，度正来到李佃的住处，“徧观其先世宝墨”，并且写下了《跋三舍人帖》。《性善堂稿》卷十五《跋三舍人帖》云：

宋次道、苏子容、李才元相继缴论李定除命，三人竟以罪去。窃意其当时言论太直，犯人主之怒，必有以自取者。今观之，不过铺陈典故，谓不宜骤进小官，以开夫天下奔竞之门而已。持说虽甚坚，然其所以发于词气之间者，又何其和平而温厚也？盖当是时，荆公新得政，大变祖宗法度，元老大臣皆不以为然，定新自外来，傅会荆公，以希进用，于是极口赞美称道。荆公大喜，骤加拔擢，将以风动列位，非神宗之明，有所不察也。当时三舍人虽以罪去，而定命亦格。士大夫为之增气，人到于今称之。呜呼！远矣，后生小子，未经师友，妄肆胸臆，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知有已之好恶，而不恤国家之事体，茍恣所见，恶言詈辞，冲口而出，无复一毫顾忌，其不旋踵，至于身败名灭，宜哉！才元之五世孙佃，与正善，因得徧观其先世宝墨，感叹之余，敬书其后。嘉定六年正月己巳山阳度正书。
（详见：《宋代蜀学家度正年谱长编》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443&page=1）

不过，李大临为人，似乎与“井研四李”倒有几分相像。“大临清整有守，论议识大体，因争李定后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苏颂称为‘熙宁三舍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