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考略》——心传乔迁：50里还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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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顺亮

肇永公李氏一族始居四川省金堂县，永春族谱是归功于李心传的。永春族谱在“受姓后纪实”中这样记载李心传：

六十九世心传，舜臣三子。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宋进士，有史才，著作数百卷，疏请朱子从祀。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离祖居五十里。

这一小段记载，问题还不少。“心传，舜臣三子。”显然，这里就有问题。《宋史》在“列传第一百六十三李舜臣”传里，就明确记载着李舜臣“子心传、道传、性传。”李心传也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自叙中，称自己是“秀岩野人李心传伯微”。既然叫伯微，自然是老大。因此，“舜臣三子”没有错，但是李心传其实乃“舜臣三子”中的老大。

其次，李心传“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这里的记载显然也有问题。前半句，李心传“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基本上已是定论，倒是没错。当然，也有人认为李心传在1166年出生。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第五十九章里，就说“李心传（1166—1243）”。张林川、周春健在《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崇文书局2005年版）里，写到《[宋]李心传<道命录>(十卷)提要》（详见：http://www.ica.org.cn/yanjiu.php?ac=view&id=431）时，一开头就说“李心传(1166—1243)”。实际上，乾道三年绝不可能是1166年，但有可能是1167年，也有可能是1168年初，关键要看李心传农历几月出生了。

而后半句，“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来看《宋史》在“列传第一百九十七儒林八李心传”传里的记载：

未几，复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罢祠，复予，又罢。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

李心传卒于淳祐三年，在这里明白无误地记载着。我们知道，淳祐三年是1243年。当然，如果李心传是在淳祐三年的年底去世的话，也有可能变成1244年了。杭州大学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1版），在“点校说明”里一开头就说：“本书撰者李心传（1167～1244）是南宋著名史学家。”很明显，徐规是持李心传在1244年去世的观点的。粟品孝在《宋代四川主要学术家族述论》（详见：《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中，写到井研李氏时，也认为“李心传（1167-1244）”。

而上海大学来可泓在《南宋史家李心传行述考略》里，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李心传“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淳佑四年(1244),享年七十八岁。”（详见：《文献》 1991年03期）但是，这里的淳佑四年，与《宋史》记载有冲突。来可泓的观点，似乎前后有变化。他在此前所写的《略谈李心传史学著作的特点》（详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年01期）里，却认为是“李心传(公元1166年——1243年)”。

其实，徐规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点校说明”里，提到了“近人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著有李秀岩先生年谱……”似乎徐规是看过这个年谱的。因此，综合起来考虑，还是采纳徐规的观点最为恰当。那么，看来李心传是在淳佑三年年底去世的。永春族谱里介绍李心传的那段话，应该改为“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淳佑三年(1244)”。

第三，永春族谱说李心传是“宋进士”，也需要作一个说明。《宋史》里记载着：“庆元元年荐于乡，既下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当然，李心传虽然是科举的失意者，但是似乎命中注定仍与进士有缘。《宋史》云：“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修史的李心传，居然被南宋皇帝赐了个进士出身。显然，进士出身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耀。

第四，“疏请朱子从祀”，其实也不是李心传的事，而是他的大弟弟李道性所为。《宋史•李道传传》云：

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

再进一步讲，李道传也只是请求将朱熹四本书“颁之太学”，并没有要求将朱子“从祀孔子庙”，反倒是请求“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当然，李道传既然会为朱子学术争取“颁之太学”的无上地位，肯定更是想着能以朱子“从祀孔子庙”的，只是时机未到罢了，所以才拿着另外五人来说事。

而朱子“从祀孔子庙”，真正得以实现，事在淳祐元年正月,是南宋理宗皇帝下的诏。我们知道，淳祐元年是1241年。此前的嘉定二年，南宋宁宗皇帝诏赐朱子“遗表恩泽”匾，追谥曰“文”，故后人尊称他为朱文公。而李道传所见之帝，是“嘉定初”年的宋宁宗。嘉定是宋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从1208年一直用到1224年。在李道传“首言”“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之后，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努力，李道传们终于实现了朱子从祀孔庙的愿望。

其实，以朱子“从祀孔子庙”，无疑也是李心传的愿望。因为，李舜臣以理学传家，李心传也以理学为修身之本。清朝道光年间王梓材在《宋元学案》中，对“签枢高耻堂先生斯得”謹案：尝跋李秀岩《学易编》《诵诗训》云：“斯得受业于门，每念有以广其传者。来守桐江，首以《诗》、《易》二书刻之，与同志共。”高斯得这位李心传门人，就在这个“跋”里评价李心传：“秀岩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见其论著藏于明堂石室，金匮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后，穷极道奥，经术之邃，有非近世学士大夫所能及者。”（详见：高斯得《耻堂存稿》）

据说，李心传著有《丙子易学编》一卷，兼采王弼、张载、程颐、朱熹四人所传之义，并以周敦颐、邵雍及心传父李舜臣之说补正之，亦时附自己的说解，又采唐以企诸儒解《易》字音之异者附录之，此举义在调停程、朱之歧见，书凡为十五卷，但却早已不传。而且，在李道传搜集朱熹语录三十三家所刻的《池录》出版后，作序的朱熹门人黄榦后来认为“多失其本真”而不满意，也是和李心传、李道传二人往返书信予以讨论。（详见：http://jy.leshan.cn/whly/HTML/1450.html）由此可见，李心传对于朱子理学研究之深，对朱子的感情亦是可想而知。

第五，“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离祖居五十里。”永春族谱的这个记载也有问题在里头。今天的四川井研离金堂，何止五十里之数。2011年国庆前后，我到四川寻根，特意去了井研和金堂。我从井研回成都之时，并没有绕行乐山至成都的高速公路，走得还是老的井研到成都的213国道，基本上算是一条直线，不到150公里路程，客车居然耗时四个多小时。而金堂还在成都的西北方向，五十里如何下得来。

当然，南宋时期的政区与现在并不完全重合。永春族谱最早开修是在明朝，明朝之时所记，自然是按明朝的行政区划。因此，实际上我们必须注意南宋至明朝之时的行政区划变迁。行政区域网里称井研：

从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建县起，经唐、宋至元朝初期的六百多年，县域有所扩大。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将始建县（即今仁寿县彰加地区）并入井研县。“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则隆州井研并省为仁寿，人成都路，县境域为仁寿四乡之一，曰来凤”（详见：http://www.xzqy.net/511124000000.htm）

这里的“人成都路”，实为“入成都路”之误。但是，井研再怎么扩大，宋朝之时所并进来的始建县，也仅是今天仁寿县南边的一些区域。而金堂在宋朝到明朝之时，只是改历这里改历那里而已，县域范围并没有见扩大多少。行政区域网里称金堂：

宋乾德五年（967年）以简州金水县置怀安军，并将汉州金堂县划归怀安军管辖，隶西川路。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改隶梓州路，后改名潼川路。南宋淳熙三年（1243年）四川安抚制余▉为抵御蒙古军队南侵，建立山城防御体系。在金水县云顶山筑云顶城，曾先后移成都府、潼川府汉州、利州及怀安军治所。宝裕六年（1258年）蒙古军攻入。元初、升怀安军为怀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省金水县入怀州。二十年（1283年）并怀安州金堂县，属成都路、成都府录事司。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春，明玉珍于四川建大夏政权、金堂归夏管辖，明洪武十年（1377年）废金堂并入新都。十三年复置，仍属成都府。（详见：http://www.xzqy.net/510121000000.htm）

这里的“四川安抚制余”之后空缺的那个字，实为“玠”。而淳熙三年并不是1243年，实际上是1176年。我们知道，余玠是在淳佑元年，赴援安丰，败蒙古军，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那么，这里“淳熙三年”显然是淳佑三年之误。只是并省与重置的金堂，离井研的路程自然也不会变到哪里去。

于是，“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离祖居五十里。”再怎么看，这里头的路程都有问题，短了不止一半。但是，永春族谱既然言之凿凿“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显然这件乔迁大事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肯定是李心传所为，不然不可能如此断然地记在李心传头上。那么，“离祖居五十里”，我们面对这么详细的记载，是采信呢，还是否认呢？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还是不要武断否认为好。那么，我们只能分析“离祖居五十里”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我们还是回到李心传的身上，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自叙中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从这里，我们知道，李心传十四五岁时，就已经和李舜臣来到当时的行都杭州了。所谓行都，实际上是首都，只因南宋之时，始终以光复祖业为重，眼下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名义上的首都仍然是汴梁。那么，李心传侍居杭州之后，有没有回到四川居住过呢？我们来看《宋史·李心传传》：

晚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荐，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无入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成书。召赴阙，为工部侍郎……

由此可见，晚年的李心传回过四川任职，并且是先“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显然，在成都府一直呆到了端平三年《十三朝会要》成书，才“召赴阙”回到杭州。李心传不仅在成都府当官，而且还在这里修史。那么，永春族谱所记载的李心传“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在这一段时间。

从永春族谱分析看来，后来回到杭州的李心传，似乎并没有把所有的家眷从金堂统统带离。毕竟，从李心传算起，到李嘉宾，再到肇永公李斌，永春族谱所记世系一共是七代，而肇永公李斌肯定是从金堂开基福建的。当然，过继李心传的李献可，他的儿子、孙子，或者就是他的曾孙李嘉宾，在宋元交替动荡过后的社会安定时朝，回居四川金堂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过，金堂的家业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是李心传“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打下的基础。

“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看来确有其事，那么“离祖居五十里”有没有可能？唯一的可能，也许就是我们在理解“祖居”二字时，出现了偏差。这里的“祖居”除了指向“井研县西陵山之阳四股树故居”（详见：来可泓《宋史•李性传传》考补）之外，有没有其他可能？那我们要把目光转到李心传之父李舜臣的身上。《宋史•李舜臣传》云：

教授成都府。时虞允文抚师关上，辟置幕府，用举者改宣教郎、知饶州德兴县，专尚风化。

李舜臣“教授成都府”的记载，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从《宋史•李舜臣传》可知，事在“中乾道二年进士第”之后，“虞允文抚师关上”之时。既然要“教授成都府”，肯定也是在成都府定居过的。当然，李舜臣毕竟是要“教授”学生，定居之地只可能是在成都城内，不可能跑到成都城外定居。不然，以南宋之时的交通状况，就太不方便了。

于是，永春族谱所载李心传“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离祖居五十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里的“祖居”也许就是李舜臣教授成都府时的安居之地成都，而不是“井研县西陵山之阳四股树故居”。从成都至金堂，以五十里的虚数来计量，可以说相当实在了。我们知道，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地盘，原来也属于金堂县。如今，成都与金堂之间还开通了公交。

在那次寻根之时，我就是乘坐602路公交，从金堂回到成都的。602公交线路7：00发班，18：30收班，起止点为成都北湖客运站至金堂客运站，全程6元，只有33公里。而当年的“金堂县太平乡”，公交司机告诉我，就是今天的青白江区清泉镇太平村。也就是说，没有更远，只有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