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扫墓：一个奇怪习俗的历史追问

李顺亮

2011年9月9日01时28分46秒

今年中秋前夕，总算再次下了决心，回到家乡去给先人扫墓。毕竟，这一回墓头轮到了我家。而父亲病体仍在康复之中，这回是真正不得不“退居二线”了。

家乡的扫墓，居然不是每年的清明时节，照例是农历八月初一到八月十五。在我的尤溪县清溪老家，对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来说，扫墓是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件事。家族中的长辈们，一年到头最担心的事，也就是精心挑好的扫墓吉日会下雨。毕竟墓地都在山上，一下起雨，山路往往泥泞难行，而且扫墓并不轻松，必须费力除去疯长了一年的杂草。

仅是参加扫墓还好些，做墓头就事情多多。不光要事先准备丰盛的祭品，还得邀请族人共享扫墓之后的盛宴。今年奶奶的墓轮到我家做墓头祭扫，而大公的墓本来是明年才轮到我家。毕竟父母已经移居县城多年，要回清溪老家办事往往都需住下，诸事难免有些不便。于是，母亲决定与人对调，把今年大公的墓头也一并调来，由我家先行主祭，省去明年的麻烦。

今年农历八月初一，有些不巧的是，恰好遇上了星期一，给我们上班族平添了一份麻烦，因为不是清明节，要去扫墓就得请假。但扫墓的日子一旦定下，自然是不能变的，那是在家乡的族中人挑定的吉日。于是，要想法子变通的只能是外出工作的我们。据说，在挑吉日之前，作为族长公的爷爷曾经嘟囔了一句：八月初一不是放假。但是，后来正式挑定时，爷爷却不再有什么言辞。

原来，自从太公从永春开基到尤溪清溪以来，族中一、二、三、四房的子孙后代，以我这一房即三房外出工作的最多。而三房之中，更是以我爷爷膝下的外出工作为最。我母亲担心族中人会有闲话，私下奉劝过爷爷，吉日还是随人家定吧。主祭太公墓的族人，最终选定了吉日，还是农历八月初一。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其实不管吉日与否，以家乡的风俗都是可以扫墓的。而要去不同墓地祭扫，其先后顺序，也是按历代先人的辈份依次而行的，开基的太公墓地总是开头炮。

我爷爷膝下上山祭扫，总是先与全族人一起给太公和二位太妈扫墓，然后参加自家大房子——新修堂的行动，兵分两路，一路去给大公扫墓，一路去给大妈扫墓，最后我们男女老少都去奶奶的墓地。今年第11号台风“南玛都”，给福建以及周边带来了丰沛的雨水，投资小水电的堂大哥自然是有说有笑，把台风给扫墓带来的麻烦忽略不计了。有三个人在扫墓的上、下山途中，就因为雨水泥泞难行而摔跤，其中也有我的弟弟的份。

家乡的扫墓时间，居然不是清明，我稍有文化起就倍感疑惑。习俗如此与众不同，究竟是为什么呢？要找到问题的答案，并不容易。在大武夷论坛中，网友zqw99这样说：“多年前我看过一则典故，好像这习俗与郑成功反清复明的习俗有关系，大概说节气有叫清明节，实则历史的发展是先明后清，郑成功改此扫墓习俗，表达了反清复明的一个决心吧。从此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尚不确定）一些地区就改为中秋节扫墓了。”一位民族英雄郑成功，可以改变一个古老的习俗，虽然不能说绝不可能，但是这样的说法，更多的是明朝灭亡之后，汉人一厢情愿的美好想法罢了。

《汉书·艺文志》云：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其实，福建作为闽越故地，偏居东南一隅，自古远离中原汉文化核心区域，已经算是“野”得不能再“野”了。但是，中原汉文化的本来，怎么也找不到有中秋扫墓习俗的影子。倒是古俗本有春秋祭祀，春祭在清明，秋祭在重阳。于是，清明祭扫坟墓之俗，自汉沿袭至今，成为我国汉族地区扫墓祭祖的传统节日。

我们再把视野放大一些，看看其他的“野”。我们发现，在朝鲜族中居然也有中秋之前扫墓的习俗。“朝鲜以前说中秋节是封建的遗留现象一直排斥了它，直到72年后才允许居民在中秋节进行扫墓。70年代开始了韩朝对话，朝总联人士的中秋扫墓扩散开来，海外同胞访问朝鲜的次数增多，就允许了中秋扫墓。”（详见：《朝鲜人讲述的中秋节》）

既然中原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原本没有中秋扫墓的习俗，但是东南的闽越一带、东北的朝鲜半岛都有这种习俗，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习俗并不是中原本来文化“礼失而求诸野”的存在，而是这两地固有的历史民俗文化的现代遗存。“清明节正值春耕忙碌时期，难以办齐祭品，也不想耽误农活。”如果我们仅仅以此来单独解释闽越中秋扫墓习俗，当然是说得通，毕竟在福建这片土地上，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大多种植着双季稻，清明时节恰是早季农忙时节。但是，问题是朝鲜半岛也有中秋扫墓习俗，因为纬度较高的关系，那里显然不可能种植双季稻。因此，那样的解释就不攻自破了。

也许我们尝试着进一步放大历史的视野，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当我们把闽越一带与朝鲜半岛两地所处位置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他们相对于大陆的中原核心地带，都居于沿海的周边地带。中国历史上，沿海的周边地带的的确确存在过海洋文明，历史上所谓的东夷与百越，都是深深地打上了海洋文明的烙印。这种海洋文明特征如果再放大来看，在环太平洋地区都有历史遗存。

我们把视野回到中国及其周边地带来看，这种海洋文明，与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代表的大陆文明，显然本来是相对并且共存的。但是，随着中原华夏文明的强势扩张，并且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衍化，最终整合提升到汉文化的高度，一部分海洋文明被吸收消化进了这个汉文化，另一部分海洋文明则被无情地赶出了中国及其周边这片东亚大陆，仅仅在类似闽越一带与朝鲜半岛的“野”，仍旧遗留下个别特征鲜明、生命顽强的民俗的活化石。

因此，我们可以想像，从闽越一带沿着太平洋西岸，一路向北直抵朝鲜半岛，这个海洋文明本来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带，应该也是海之所至、化之所及，可以形成一个完整而且连续的大环。只是周公东征之后，随着历朝历代华夏文明源源不断奔向东海，最终把这个环给冲破了。齐鲁、淮泗一带的东夷，只能在历史的故书堆里以及考古的破陶罐里，回味它的风采。

如果我们不再小看古人的智慧与能力，造船本领与航海技术就不再有什么可疑的。百越文明显然是海洋文明。不信，我们可以详细看看《航行1.6万海里南岛语族独木舟昨至福州马尾》的报道。2010年11月，法属波利尼西亚的6名勇士，经过近4个月的大海漂流，驾驶仿古的无动力帆船——独木舟，仅凭洋流和风向航行1.6万海里，顺利完成南岛语族的“寻根之路”，实现来华认祖归宗的梦想。同样，如果我们不再只囿于古老的大陆文明，以全新的历史视野，审视环太平洋古老海洋文明的存在，就可以解释美洲印地安文明与中华殷商文明之间的关系，二者都是东夷文化也就是海洋文明的历史结晶。

当然，考古学界有人说东夷文明是农业文明。他说：“东夷早期文明是农业文明，粟作、稻作混合农业文明，但发达、领先的手工业对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东夷文明植根于环泰沂山脉肥沃的山前平地与近山平原，逐渐向远山平原发展，特别是向西发展。”这样的说法我是不敢苟同的。这种说法，只看见了东夷文明的一个方面，忽略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显然这位研究者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自己紧接着说，“其东北面临海，海岸线漫长，海岸对东夷文明的影响尚待研究。”

我相信，如果有志之士，把百越文明与东夷文明结合起来，放到海洋文明的角度来研究，也许会有更大的发现。基于这样的观点，《滨海地带上的中国海洋文明》这篇文章显然更值得我们注意，因此全文附录于后。但这篇文章侧重于一个点上的研究，真正把百越文明与东夷文明结合起来，进行历史地分析研究的，还有《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历史发展》一文。文章说，在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繁荣、发展的环中国海地带, 历代海洋族群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史前、上古时期的东夷、百越先民, 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奠基者。

其实，一个太平洋阻隔不了东西，人类的血脉相连不仅能够跨越历史长河，也一样能够跨越万水千山。

与西方海洋文明相比，中国海洋文明具有明显的和谐特色和兼容性。其重商、开放特征是在和谐基础上形成的，故而中国海洋文明的外向性和进取性更为文明进步，更具有世界性。

青岛是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的著名海滨城市。在人们印象中，这座建制只有百余年历史的城市，似乎与六千年海洋文明历史不搭界。

青岛与宁波、泉州、广州等拥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古港城市不同，反映青岛六千年海洋文明历史的重要遗迹大多不在青岛市区，而是分布在以胶州湾为中心向南北两端延伸的滨海地带上。滨海地带即沿着海岸线（含近海岛屿）自然形成的曲折蜿蜒的线状地带。

青岛大学郭泮溪研究员用大写字母“Ω”形象地概括了青岛滨海地带：“这条孕育数千年青岛海洋文明的‘Ω’形滨海地带，东北始于即墨金口丁字湾的莲阴河口，西南止于胶南海青的白马河与吉利河口，全长730余公里。假若从空中鸟瞰，‘Ω’形滨海地带的中间部位是一个碧波万顷的大海湾——胶州湾。”在这条730余公里长的滨海地带上，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近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呈点状散布；先秦以来诸多古港码头也呈点状散布在这条滨海地带上；众多海神庙、天后宫、龙王庙也散布在滨海地带的古港和渔村中。一个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海洋文明点，散布在“Ω”形滨海地带上，展示了六千年青岛海洋文明史的辉煌。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我国漫长的滨海地带上先后有过难以计数的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洋文明特色的点。这些点分属于南北方不同区域的滨海地带。笔者认为，探讨研究中国海洋文明历史，离不开对宁波、泉州、广州等有着千年以上历史的古港城市的研究，与此同时，也离不开对我国不同区域滨海地带诸多点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变迁，许多曾经在中国海洋文明历史上一度辉煌过的点（如青岛滨海地带的琅琊港、板桥镇、金家口等古港码头），后来成为历史遗迹，只有少数几个古港（如宁波、泉州、广州等）历经上千年历史的变迁，发展延续至今。但是，几个古港城市的海洋文明毕竟无法反映悠久辉煌的中国海洋文明历史。郭泮溪的《帆都记忆：青岛六千年海洋文明简史》最可贵之处，就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可供后来者借鉴的探索。

众所周知，航海活动是海洋文明的核心。人类最早的航海活动是以独木舟为航海工具的。《帆都记忆：青岛六千年海洋文明简史》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考证，认为在距今五千年以前，属于东夷人的青岛先民已经乘着带帆独木舟北上南下闯荡大海了。这既是滨海地带最早的海上扬帆活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航海活动之一。

新石器时代濒海的东夷人和古越人是我国最早的航海者。以独木舟航海只是海洋文明的萌芽，其成熟期的表现是远航能力。那么，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远海航行的呢？中国文化界曾有“殷人远航美洲之说”，但是由于缺少证据，目前还难以成为信史。据《左传·哀公十年》记载：“徐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发生在滨海地带古琅琊海面上的齐吴海战，既是古文献记载最早的大海战，也是有据可查的古越人后裔最早的一次远海航行活动。其后是越王句践的船队从长江口越海航行至山东半岛，在古琅琊一带建立了与中原诸国交往的据点。从《吴越春秋》等文献中可知，越人对琅琊的控制至少从春秋延续到战国中期。此期间，越人的舟船不断从长江口航行到琅琊一带。战国之后，再次引人注目的远海航行活动是秦代徐福率船队两次从琅琊港启航东渡。徐福船队可运载数千名将士和三千童男童女，可见其远海航行十分壮观。从徐福的姓氏考察，应为东夷人后裔。东夷人和古越人无疑是中国海洋文明最早的创建者。

在后来的滨海地带海域上，又先后扬起了从少海（胶州湾的古称）东渡朝鲜半岛的移民之帆；唐宋时期循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进出少海板桥镇的中外商贸之帆；北宋使臣乘神舟巨舶出访高丽的睦邻之帆；元明胶莱运河通航期自南方海路驶入的运粮之帆；明代卫所战船驱逐入侵倭寇舰船的自卫之帆；明清开海期间往来于南北海上航线的商贸之帆；等等。

数千年来发生在滨海地带古港码头和海面上的远海航行活动，构成了六千年青岛海洋文明的核心。

海洋文明是指人类以海洋水域、岛屿、滨海地带等为活动范围，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海上交通、经济活动、社会制度、思想精神、民俗文化等方面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认为，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航海事业，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明。黑格尔的这一悖论，显然是因为对中国海洋文明历史缺乏了解而形成的。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着“发达的航海事业”的文明古国，其煌煌文明却与海洋无缘，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对于这一悖论，我国学者多不认同，为此撰文反驳者也不在少数，但是许多文章由于缺少具体翔实的历史依据而显得有些单薄。郭泮溪研究员在《帆都记忆：青岛六千年海洋文明简史》中，以丰富的史料、确凿的论据，通过对滨海地带海洋文明历史的考证论述，从区域性海洋文明史的角度证明了东方中国有着数千年发展传承的海洋文明。

首先，与西方海洋文明相比，中国海洋文明同样具有重商、开放的基本特征。考察中国历史上对航海贸易的重视和拓展可以看出，中国海洋文明有着明显的慕利重商和对外开放的性质，航海贸易一度对国家财政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其次，西方海洋文明与中国海洋文明最大的区别，是征服与和平。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由战神转化而来，反映了征服海洋和争夺海上霸权，即对自然和人的征服；而以妈祖为代表的中国海神则极具亲和力，反映了中国海洋文明强调人与人和人与海洋的和谐相处。

笔者认为，与西方海洋文明相比，中国海洋文明具有明显的和谐特色和兼容性。其重商、开放特征是在和谐基础上形成的，故而中国海洋文明的外向性和进取性更为文明进步，更具有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