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另一面》的另一面

《考古的另一面》的另一面

李顺亮

2017年11月9日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嘉励先生，在互联网时代可谓名动江湖。因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因缘，冥冥之中，老天早已安排我傍上了这位名人。

向他们的这一份坚守致敬！

年少轻狂，当年在记者工作之余，只要稍有所思所想，便下笔如有神般写得飞快，大有酣畅淋漓之感。每每爬完格子见了报，多少还有些为自己的才智与见识感到高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白发渐上两鬓一起共生的，还有心中那份惭愧。翻看自己的旧作，有时已经不忍直视。虽说不是一无是处，更不是胡说八道，但仍就觉得自己怎么惟有胆大呢？

自从收到《考古的另一面》，并且一个字一个字细细读来，更觉得自己的旧作皆非学问，纯属自娱自乐而已，典型的浪费读者时间。差异如此之大，全因一个“实”字。考古的同学，甘坐冷板凳，且往实处作文章。岂是我这样东跑西奔的人，可以比肩的？“实”一年，高一截，二十来年的考古冷板凳坐下来，我早已难以望其项背了。

坟墓本是极其沉重的话题，但在郑兄的如花妙笔之下，却也生动有趣。坟墓宛如一座座古厝，居住着一个个有故事的“活灵魂”，而不是令人生厌的“死亡灵”。“上班也就等于上坟。”他就在与一个个“活灵魂”对话之中，照见古今人性常情，纵观彼此百态人生。可谁又能想像，当年的他吓坏了，曾为此躲进房间哭了一场。“记得那年高考结束，我被某大学的考古专业录取。天哪！不就是挖古墓么？”其实，那一年被吓的还有我。

民间百姓是分不得历史与考古的，不过其实也真的难以分清。不论是历史，还是考古，反正老百姓都以为学成之后是要与古打交道的，不是古书，就是古墓，诸如此类。反正，在进大学之前，我是以只要翻翻古书来安慰自己的。进了大学之后，才渐渐认清那些考古的同学，才真正是要“挖古墓”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同源而异流，二者互为补充，互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后的新时期，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考古学引领着历史学发展，这些都是后来的后来我才慢慢知道的。

虽然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如此密切，但是那时的厦门大学，考古学专业却是归属于人类学系。人类学系设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这个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著名博物馆，也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所人类学专科博物馆。进过馆的同学小声神秘地说，这里面可是有很多死人头的。从此，我对这个馆就敬而远之，但对学考古的同学倒是亲亲有加了。毕竟男生都是住在芙蓉四，房间是连在一起的，大凡公共课基本也是一伙上，更不用说最时髦的足球是在一块儿踢的。

据说，考古学专业本来就是从历史系分出去的。1994年7月，人类学系撤销之后，考古学专业回归历史系。于是，次年毕业，历史学的我与考古学的郑兄，上了同一张毕业大照。后来的后来，两个专业的同学之间，早已不分彼此，不仅私下之间聚会多多，而且在强大的微信群里“混为一谈”了。我本来只是在微信里向郑兄要书签的，没想到他寄了大作过来。于是，此后两本一模一样的《考古的另一面》摆在了我的案头。

人家是看书，我却是读人。如果郑兄知道，这一段时间在书的背后，总有一双眼睛盯着他，肯定会心里毛毛得发慌。可我却是越看越高兴，也越看越感慨。修习的专业不同，人生的路径相异，沉淀了二十多年之后，也分出了泾渭。考古的同学如酿酒，守得住做人的本分，在考古学术领域里向深处“挖掘”，越沉越香。而我们这班学历史的家伙，一个个误入歧途，没有一个是干本专业的活，既然坐不了冷板凳，自然也就成不了什么大器。

如今，他们一个个都是考古业界的“高人”。历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就有11位厦大考古人的努力，其他重要的考古发现中也有他们的贡献。其中，我们九一级的考古同学，贡献了两大发现。2012年十大发现之陕西神木石峁遗址，2015年十大发现之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分别是孙周勇和周春水的杰作。人生如过眼云烟，其实，比人更不朽的是墓碑。因为专业的历练，考古的同学对于名，一向是看淡的。但我无疑要向他们的这一份坚守致敬！

心如钢铁也能成绕指柔

专家学者通常是学院派的，自以为是地活在自己的“象牙塔”之中，甚至可以说，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常常喜作空谈怪论。但是，考古人并不是这样。

因为田野工作的需要，这一个群体是离开家庭，走出单位，不是为了旅游，却又四处行走，俯首埋头的“矿工”。郑兄三天两头不着家，这点倒是与我的记者生活极为相似。只是，郑兄是徜徉于浙江秀丽的山水之中，而我则是可怜地从这个会场赶往那个会场。对于百姓生活的观察入微，鲜少有人能与作为考古人的他们相比。“传统的乡村重男轻女，独于养鸡是个例外。”在郑兄眼里，“人人都是生活家。”

“农村主妇，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在鸡屁股上抠一抠，估算今日鸡蛋的产量，然后按高价折合成人民币，像是精明的会计学家。这时候，小孩子会在一旁留意母亲的表情，见母亲喜上眉梢，等卖冰棍的贩子背着木箱子‘啪嗒啪嗒’过来时，便不失时机纠缠大人——小朋友是天生的心理学家。乡下人不谙圣贤书，这种时候，也懂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仿佛是天生的‘国学家’。”儿时的生活体验，全部快乐地从脑海之中搬了出来，在黑夜之中写入了文章了。

对人类社会的贴近体验，是厦大考古人的一大优点。“陈嘉庚倾资办学，林惠祥倾资办馆，均为时人所敬仰。”厦大人类博物馆是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无偿捐献私人收藏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而且他还担任了第一任馆长。1973年，厦大正式设立考古专业。1984年，厦大又设立人类学系。只可惜，早逝的林惠祥见不着这两件盛事。庆幸的是，厦大考古学科创设以来，把面向东南与东南亚、面向海洋、与人类学结合的三大传统，作为东南考古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学术取向。这些与众不同的传统，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

与人类学结合的传统，让郑兄对像林惠祥先生一样的人类学家感情非同一般。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以文学体裁撰写《金翼》一书，成功表现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我们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将‘命运’理解为社会。”当林耀华如此解释时，他感动到几乎落泪。的确，这不是《金翼》写得有多好，而是郑兄作为厦大考古人的人类学情结在作怪。而他斗胆帮林耀华接着写起了风水先生。

“夕阳、荒山、晚湖、熏风、颓然苍老的残塔，掩映于婆娑藤树中。这幅萧索的画面，是雷峰夕照的经典形象。”郑兄发现：“是雷峰塔的俗调，赋予了湖山全新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普世价值，是《白蛇传》拯救了明代以来江河日下的西湖文章。”而这个发现，不仅印证了他对于西湖名胜的热爱，还有对于西湖诗文的熟稔，更有对于人世冷暖的思索。“那个名叫白素贞的女子，是个妖精，也是神仙，但她一心只想做个敢爱敢恨、有血有肉的人。”其实，做人比做神做妖都难，《白蛇传》喻意恰恰在此。

“古人说过太多没话找话的话，好比明朝人写过太多内容空洞的诗。”这种类比并不是谁都能比出来的。古人没话找话，现实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各种冷笑话多多。郑兄所住的小区，有位老人养了只八哥，终因其声扰民不得不送人。“然而取而代之的，不过是远处马路上的车鸣、空中飞机降落的轰鸣。”没话找话的结果，其实就是没事找事。但人偏偏如此不讲道理，听得自己制造的各种噪声，却容不下眼前的鸟叫。

“只听得这边，鸟儿催促我‘起床了、起床了’，而另一边，鸟儿又说‘别理他、别理他’。”哪怕是听鸟叫，郑兄的听都与众不同，他自备了一双考古的“耳朵”。在景宁县的小山村里，他听了一回又一回妙不可言的大合奏。“仿佛有的鸟儿在呼唤我的名字，有的鸟儿在呼唤远方的亲人。”于是，经过大自然音乐熏陶的郑兄，成了辛弃疾可以跨越千年的知音。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郑兄听出了《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此中深意:“诗人好不容易生发出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的豪情，不料鹧鸪鸟‘行不得也哥哥’的鸣叫，恰似一盆冷水泼下，从头凉到脚。”这样的理解极高明透彻，其中滋味显然只有历尽风尘、江湖归来的好汉才能共鸣。

就连只会嗡嗡不会叫的蜜蜂，郑兄也能解读一二。“一个蜂箱就是一个独立的昆虫社会，换言之，我们老陈家，有上百个社会。”人类学根底的考古，见之于此。蜂如人，昆虫社会亦如人类社会。“土蜂比较花心，随便什么花花草草，只要有点营养能吃的，它们都采。不像意蜂，只认准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杨槐花，一旦花期过去，就只能依靠主人喂养，或者干脆出门做强盗，否则全家都要饿死。”

中蜂与意蜂的冲突，都可以信手拈来，描写入微。生活如此用心，难为考古学家了。记者如我，虽常言要“走转改”，深入生活，却总是在为完成任务而生活。此任务便是一个月的爬格子多少，不能让格子空了，更不能让报纸开了天窗。于是，打着没有时间的旗号，不仅不学无术，而且迷失自我。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郑兄笔下，字字皆真情，尤为难能可贵。于是，他在后记里“感谢来自陕西的考古技工李文艺先生，一个朴实的农民”。十年相伴，一朝别离，写到动情处，他说：“那天，天气闷热，看似要下雨，但终究是晴天。”多情哪堪伤离别！郑兄是多情之后放下，放下之后的多情。郑兄是一个念旧的人。“像我这样的人，翻来覆去，总是几本老书。”就连书，他也念旧。

考古所到之处，郑兄与万千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他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起点，要从大学实习之时说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全国支援三峡考古。他因此到了万县的一个山村发掘六朝墓葬。离村前夕，平日三餐向来节约的乡亲，有鱼有肉有酒慷慨送行。“我喝一口，传给下一位，你喝一口，再传下一位，如此周而复始，三圈下来，我烂醉如泥。由老乡扶回驻地躺下，朦朦胧胧间，只听他们反复叮嘱‘小心’、‘小心’。每念及此，纵然枭雄再世，心如钢铁也能成绕指柔。”

可惜，我的大学实习生活，却无此情深如许的经历。历史学的同学，住着建阳宾馆，享受着老师的荫“福”。因为带队的侯真平老师，是建阳人氏，在他老家我们自然吃香喝辣。于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那里的乡亲，而是鹅卵石铺就的古朴简雅的朱熹朱文公墓园。那里没有郑兄所说的石像生，惟有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寂静。

风水有“朴素理性”的一面

有一回，一位女同学在微信群里转了一篇文章《至少从选择草地来看，朱熹这么大一个儒家，也是没看透的》。这是郑兄在《一席》这个平台讲自己的《寻墓记》，微信都是标题党，拎出了这么一句话说事。

他在讲到“江南无族葬”的时候，提起了朱文公。我照录如下：

我们可以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朱熹。大家知道朱熹可是孔子以后中国最大的圣人，你不要看他平时道貌岸然，其实自己在埋墓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做。

朱熹的爷爷朱森，埋在福建的政和县，朱熹的父亲朱松埋在武夷山，朱熹本人埋在建阳县。朱熹的长子朱塾埋在建阳县的另外一个乡镇，第二个儿子朱野埋在建安，每个人都埋得非常远。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朱熹的父亲埋在武夷山，母亲埋在建阳——居然都没有完成夫妻合葬。哎呀，他们后世的子孙上坟可就惨了，一圈走下来基本要大半年。

朱熹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儒家，他说佛家无非就是怕死，道家就是贪生；但实际上面对死生之大，至少从墓地选择这一点上来看，他也是没有看透的。

朱熹留下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作《朱子家礼》。《朱子家礼》对中国的传统礼俗做了很多很多整理工作，比如丧葬礼、祭礼、婚礼，用来指导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其中丧葬礼内容是最丰富的。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跟我们现在的经验一样。你说冠礼很隆重吧，一天就够了；婚礼很隆重，你就是跑到南太平洋结婚两三天也就可以了吧，但古人的丧礼是三年。

在《朱子家礼》这么一本重要的著作里面，他把丧葬礼规定得非常详细，但是对最能反映儒家伦理的族葬礼一个字都没有提。那不废话嘛，他自己都没这么做怎么指导别人怎么做嘛，是不是？

尤溪是朱子故里，朱文公的诞生之地。我作为尤溪人，自然要站出来说几句话，倒不是存心为朱文公辩护了。与其说是每一位尤溪人都有朱文公情结，还不如说是学术上的确有不同见解。

我说：说说朱子吧。尤溪我老家是他的出生地，长大到七岁离开，后多次回尤。尤溪到武夷山从大范围来说，都是古延平府或古建州地。至少尤溪，至今道仙的影响非常重。其二，至少尤溪，墓葬并不一定要求夫妻合葬，亦可分葬，但风水必讲。据说，朱子墓地，是其自选。

他言：朱熹迷信风水，墓地确是他自选的，当然，他有个学生蔡元定，原本就是风水先生。但是，朱熹关于墓地的选择，在当时就很有争议，以至于“为天下士人笑”。明代，也有人为朱熹辩护的，但是铁证如山，没法辩护。于是就说，曲阜孔林，聚族而葬，所以代代衍圣公。朱子讲风水，很迷信，子孙反而不及孔氏后人。

我说：风水之学，总感觉骨子里头是道家学。把风水变迷信不好，但不讲风水不好，风水亦科学，主要是如何看，谁来用了。

他言：风水有“朴素理性”的一面，但是本质上，是迷信——这是我的看法。风水，虽然是迷信，但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绕不过这个话题。

说了半天，其实是我与郑兄对于风水的看法不太一致。我一向认为，对于朱文公来说，与其说是佛家对他的影响很大，还不如说是受道家的影响更大。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所处的环境对于人的影响。至少今天的尤溪，受道家的影响仍旧是非常巨大的。尤溪人一说打品牌、编故事，就动不动吕洞宾之类的。

江南有无族葬，不学如我不好下定论。但是，在福建想要族葬，确实是一件难事。原因只有一个，至少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闽西北一带，尤其是尤溪这样多山的环境，地理上的制约是难以展开族葬的。于是，风水如何，比举族而葬、夫妻合葬重要得多。哪怕是皇族，也难以改变山川形势。郑兄提到的宋六陵，实际上就遇到了展不开的问题。他说：“据说，在宋宁宗下葬的时候，宝山下的空间已经局促，简直‘无地可择’，只得强行拆迁泰宁寺，征用寺院的地基。”

江南也讲风水，这是我可以下结论的。不然，假山池塘之类的人造景观，就不会如此兴盛。所谓的地灵人杰，其实就是以风水为其根基的。“对假山最具鉴赏力的艺术家，一定是嘉兴、湖州、苏州的才人……当地并无大山可以归隐，反而匠心独运，酝酿出更为奇崛的胸中山川。”真懂风水的人，造的是美景。但半懂不懂风水的人，其实只剩下迷信，东施效颦的结果，造的多半是垃圾。

江南水乡，无山则造山，没想却成了今日一座座园林佳景。而“明清时期丽水的大户人家，有点文人趣味的，园内照例叠些千奇百怪的假山。屋前屋后全是山，山区的雅人，也不嫌烦，偏好学嘉兴人苦心经营的模样，在眼前再添一堵假的山。”这就是典型的多此一举，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因时因势而异，天时地利人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无与伦比。而易经作为儒家的首经，以朱文公的学术造诣，拿来玩一点风水自然是不在话下的。

至于后代是否因此受益，那只有天知道了。想来无非是心安而已，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美好愿望，在这风水之上得到了寄托。倒是这回，我去尤溪参加朱子与中国书院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还真有一位后起之秀登台为朱文公来了一场辩护。这位湖南大学的博士王逸之在《以儒为本：程朱对堪舆的改造》中云：“程朱所谓之堪舆与术家堪舆判若两途，不可简单以“谬而不信”和“酷以为然”来界定。”

对朱文公为亲人择改葬，王逸之认为，一方面，并非因迷信堪舆“以求荫耳”，“（朱熹）风水的目的是要确保祖先的神灵之安宁，并不是要追求个人的功利”。另一方面，认为儒学和堪舆是对立的“非此即彼”，这恰恰与朱熹统一的“亦此亦彼”堪舆观相左。“历史的比较朱熹对于自己家人安葬的全过程，不难发现朱熹正在把一个‘俗’的风水思想，往儒家的传统孝道方向靠拢，朱熹是这种努力的践行者。”另外，朱熹在堪舆内涵上作了深化（亦即儒化），“即把风水堪舆术笼罩在儒家行德性尽孝道范围，将其伦理化”，乃是“以儒为本”。

究竟朱文公的风水观，是儒家化还是道家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反正，我以为，圣人并不需要事事皆圣，不能有半点瑕疵。当然，我如此说，并不等于说朱文公就一定有瑕疵。为亲人择改葬，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今年立冬，我大妈的墓葬即将改迁。改迁的原因，纯粹是因为年年扫墓都找不着路，不得不如野猪般低头弯腰在荆棘密林中穿行，一个个都怨声载道。老半天时间找到了墓，也只好精疲力竭敷衍将就了。如不改迁，就是我这一代人看着大妈的墓荒没，那于心何忍？墓葬讲风水，是既能让死者得以安葬，又能让生者心安之术。

而居家讲风水，除了好安身，还与风雅有关。刘文彩的庄园里挂着山水画。郑兄说：“山水画照例是些与世无争的意象，这是当年富豪常见的附庸风雅的方式。”其实，挂山水画的用途，除了显摆风雅，也是在造风水。据刘氏族谱记载，大邑刘氏开山始祖刘应良系安徽徽州人，明朝嘉靖年间移民入川。作为徽州人的后代，刘文彩有风水观念并不奇怪。争来无数豪财，却又要表现出与世无争的样子。中国之道最怪处就在这里：争就是不争，不争就是争；争为财富，不争为名节。

尊重考古的专业意见是对的

郑兄在《杨皇后考古》里提到了李心传，我得为李心传争一争。

因为根据自家所源出的永春族谱，我不得不认自己是李心传的后代。“六十九世心传，舜臣三子。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宋进士，有史才，著作数百卷，疏请朱子从祀。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离祖居五十里。”当然，这一段言之凿凿的记载有很多问题，我有专文考证过。（详见：《族谱考略》——心传乔迁：50里还是多少？》http://www.onesl.com/web/sksd/2011122601.html）各家族谱的世系虽然不太可靠，为了显摆冒认祖宗之事不少，但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也不可随意推翻。

反正，我这个家族能一直上溯到元明之际，从四川金堂来到福建，即肇永公李斌入闽这一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奇迹了。不论井研“四李”是不是自己真正的祖先，他们“家世业儒”的修为也是值得敬重的。网上有资料云：浙江省长兴县李家巷镇李家巷村，和李心传有关。“李心传子孙中有一支后来迁居浙江永康，永康长恬、雅庄两个地方至今还保存着族谱，都奉李心传曾孙李景祥为始祖，另有石塔下、峡塬、蘅塘三地李姓人，则奉李道传曾孙南宋郡马李景龙为始祖，永康李氏至今信奉李心传是他们的先祖。”可惜，我无缘得见这些与李心传有关的族谱。

《宋史》“列传第一九五儒林六”为李道传所作的传，明确记载着“三子：达可、当可、献可。献可为心传后。”黄榦为李道传所撰写的《知果州李兵部墓志铭》亦云：“献可，尚幼，以君命为伯父后。”这位李献可“尝修徽、钦史”，显然继承了家传之学。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研究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不可缺少的参考书。虽然“间或有失实的地方”，但是记载“今上杨皇后，遂安人也”，居然也会出错，我是难以相信的。一来，毕竟是当朝人记当朝事；二来，如果李心传会出这种重大差错，修史的李献可必然不会坐视。

我们再来看看李心传的人生轨迹。宁宗嘉泰二年（1202 年），李心传写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嘉定九年（1216 年），他又写成《杂记》乙集二十卷。理宗宝庆二年（1226 年）他奉诏至临安，入史馆。此后，他参与编修中兴四朝（高、孝、光、宁）国史、实录和《十三朝会要》。这证明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成书时间，在参与编修宁宗朝实录之前。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杨皇后自认遂安人的话，李心传必然会自己立马改正这个重大差错。毕竟，给皇后乱安出处，可不是好玩的事。

郑兄以为，“李心传说杨皇后是遂安人，应是淳安之误。”其拿出的证据，是“铁证”一样的杨皇后侄孙女的墓志：“世家严之淳安”。不过，我的解读恰恰相反，这反证了“忘其姓氏”的杨皇后，与“后自谓其兄也”的杨次山，二者的兄妹关系的确是如假包换的冒认。因此，这只能有三种解释：一，杨次山是淳安人，而杨皇后是遂安人。因为都是严州相邻人氏，且有共同的需要，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二，杨皇后根本就遂安、淳安不分，毕竟是冒认的，搞不清楚其中区别，所以她自认遂安。三、这个墓志的记载也许是错的，把遂安错成了淳安。

当前的考古业界有一个现象，一直让我感到有些纠结。那就是只要是地下出来的东西，一般来说都必然被认为代表着真理，敢于用来否定一切历史记载。我以为，凡事都没有那么绝对，把地下的东西与书上的记载相较，是应该有的求真态度。哪怕是墓志铭，有个把错误也在所难免，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人为的东西。杨皇后“忘其姓氏”是可能的，毕竟古时出生贫寒人家的女子，本就只有类似阿花之类可有可无的小名，但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可能性非常小。当然，专业就是专业，在没有新的证据足够否定之前，尊重考古的专业意见是对的。

中国人都有神话自己祖先的情结。杨皇后想为自己乃至祖先找到一个精神的归宿，也是可以理解的。显然，杨次山满足了她的这种愿望。而这兄妹一认，就认出了淳安皇后坪那一方水土的重要记忆。而景宁县渤海镇大银矿主陈璗，则是子孙后代记忆里的“银王”。“璗公有本事，站在山头，呵一口气，地下的银子就汩汩而出。”

“南明山头题名的人很多，我把宋人摩崖过了一遍，也未见范成大的名字。”考古不易，亦可见其工作之认真细致。郑兄工作起来，有一个技巧：“在进行‘范成大考古’之前，不必先有成见，甚至可以假设我们对诗人知之不多乃至一无所知。”这与我当记者的方法一致，明知故问，故装不知，故装一无所知，以核对真相。而最令人佩服的是，郑兄工作到哪里，老故事就听到哪里。

而他听故事的习惯，是孩提时代从家乡的河边养成的。故事里的主角，不仅有蹚过东海的“长脚老五”，还有被雷劈死的女人，应有尽有。这些果然活泼泼的故事，给了孩童无数的想像，其情其趣，使人无限追忆。这里同样是道德的宣化场。郑兄的爷爷坚信龙的存在，“说他亲眼目睹一条龙腾空而去，卷起一堆稻草。”可谁又能想像，他的爷爷晚年居然好读《十万个为什么》。一边学科学，一边信迷信，二者相安于一体且无冲突，人就这么奇怪。

家乡的杨府庙里，不仅画满了“四不像”的历史故事，而且装下了郑兄孩提太多的欢乐。纸炉，不仅用来烧纸钱，还用来烧字纸。“我爷爷说，糟蹋字纸是罪过，拿字纸擦屁股尤甚，轻者痴傻愚钝，重者五雷轰顶。上学读书，竟有生命危险，以致我有时又认为，追求真理可能是一项悲壮的事业。”读来妙趣横生。我少时长辈亦是如此吩咐，以至于有对不住有字纸的时候，心里头便有惶惶然的“罪过”之感。

“生命就是一段旅行，一段曲折丰富、悲欣交集的旅行，沿途到处有瑰丽而无奈的风景。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观看沿途的风景，体验观赏的充实，领悟人生的真谛。人就是趁活着的时候，做点事情，体验人生。”这是郑兄敢于直面人生惨淡之后的放下，放下之后的拿起。而他与这班考古同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体验之余，写起了专供报纸使用的小杂文。

“大作”发表在报纸上面，那不是求名吗？作为记者的我，的确是求名的。但是，至少对郑兄来说，不是。“其实，我们并不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自己的生命像路边的野草一样，毫无意义。”郑兄的点睛之笔，直接击中了我的心扉。

人比猴子高明不到哪里去

人虽是万物之灵，但人比猴子高明不到哪里去。“对多数人而言，尾巴的消失才是最值得欢欣鼓舞的人类进化事件，大概只有美容院老板会抱怨因此失去了大把商机。个别成功人士也有可能稍觉遗憾，至少在展示骄傲、威严方面，在现存的所有人类行为方式中，再也找不到比翘起尾巴更恰当的了。”吾乡讲一个人骄傲，也是讲他尾巴翘。郑兄不仅看清了猴子的尾巴，而且看透了如猴的人。

假如我们还是猴子的话……就要通点猴情，至少鼓掌是不方便的。“于是，我疑心，在古代冲着人鼓掌是别有用心的，至少是失礼的或缺乏教养的。”呵呵，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掌，真是居心叵测。也难怪，毕竟郑兄从死人的角度看问题看习惯了。“所以，当有人请求‘多给点掌声’，或者召开成功胜利的大会、报告人故意在某个地方稍事停顿时，我们通常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以至于演唱会或领导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真有如猴戏一般，习惯性的配合，各取所需而已。

“聪明如你，我们继续游戏，一个无穷无尽的游戏。”其实，不管聪明不聪明，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人生的游戏高手。的确，做人如做游戏。只不过，想做好游戏，也并非那么容易。“洪杨又闹起来了……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横竖都是杀，两边不是人。不扎辫子，披头散发，“长毛”都成了贬义词，太平天国焉能不败？

“不料，老乡有意见了，说，洪秀全、太平军是好人，电视上、书本里都这么说，可长毛坏得不得了，他们不是一伙人，绝对不可能。”于是，我们惟有感叹。游戏的只会是人生，真正游戏的并不是文字。作为鲁迅的浙江老乡，郑兄无疑是游戏文字的高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哪怕他自我“贬低”，也依然尽显谦虚之后的高大。

“赵老师（扬之水本名姓赵）博览群书，把粗话说得那么雅致，不像我，使尽浑身解数，仍然是个插科打诨的粗人。”如果粗人是指在考古工地埋头干活，那郑兄的确是个粗人。可是，生活中的他，其实真真切切是个“细人”。“哲人说，人类最大胆的想象也有现实的影子。拿牛鬼蛇神说吧，模样再怪无非是人头上插两支牛角。”可谓一针见血，文化的本质瞬间解透。

古往今来，最实在的东西，其实是陶。郑兄对陶着力甚多，想不实在都难。“瓶窑镇，今天以良渚文化遗址群的中心地而闻名，在宋代是个烧造韩瓶的大集镇，破酒瓶实在太多，故曰瓶窑。”北方山西的平遥，是不是也是“瓶窑”之异化而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光绪九年版《文水县志》云：“平陶城，在县南二十五里，尧为唐侯时都于此。汉为县，属太原郡，后魏改名平遥，后以西寇内侵，徙居京陵，今平陶都。”

这个春秋晋国所置，并且西汉沿袭的平陶县，到了北魏即后魏的时候，因为陶读dao音惹上了麻烦。原来，“在上古音中，d声是最原始的声母，但d声经常演变成t声。这在方言中表现比较明显，很多普通话中的t声，在方言中却保留着古老的d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焘也读dao，平陶不得不避讳。还好陶字还有另外一个读音，读作yao，古时陶、尧、窑同，恰恰证明这里曾是制陶之地。于是，顺着这个读音，音改字也改，把平陶改成了平遥。

平遥是庆幸的，因陶而得名，因尧而名垂。但是中华大地上为数太多的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很少有记载瓷器生产的，即便南宋官窑、龙泉窑等‘一代名窑’也不例外。”郑兄云：“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宋人认为这些东西无当大道，不值得浪费笔墨。”我以为，这种解释是独到的。粗坯烂陶，只关生活，无关风雅，至少在丝绸之路时代，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玩意。

我的太公，身带陶艺，肩挑陶筐，从永春迁居尤溪。作为制陶世家，我对陶一向有着深厚的感情。只可惜，时过境迁，家族的技艺已经渐渐没落，甚至到了连传承都有困难的境地。三明境内的窑口，比如回瑶古窑，我自然也是关注的。但是，和众多福建古窑口一样，这些窑基本上不见于史载。郑兄发现：“相反，宋人文献中时常可见的‘官窑’，十之七八，不是砖瓦窑，就是专烧酒瓶的窑场。”只要一关风雅，命运就大不同。

陶瓷里的故事很多。“一般来讲，北宋晚期的韩瓶，既粗且壮，然后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南宋，韩瓶逐渐变得瘦小。你千万别以为南宋人文气、酒量小，酒是论瓶卖的，酒瓶矮小了，官府的利润因此也就‘高大’了。”郑兄的解读总是惊人地到位。小包装换来大利润，这是自古皆然的官民同“奸”。北京二锅头能够畅行天下、长盛不衰，靠得正是这样的小包装，不知是不是从韩瓶得到的启示。

有一种陶，虽然自古为日用之物，但是更上不了台面，那就是日溲夜尿的夜壶和粪缸。但是，粪缸借着郑兄的妙笔，也登上了“大雅之堂”。“庙宇周边的农田庄稼，全靠这里的粪当家。你别嫌弃它臭气冲天，当年杨府庙的老师全年的福利，全指望着这两口粪缸。”生活不易，但那样的旧时光，却有充满戏剧味的欢乐，连粪缸都觉得有其“香”的一面了。

粪缸都可以登场，厕所也理所当然地跑到郑兄的大作里去了。“长期以来，江浙地区流行‘露天粪缸’，不用查古书，想必古已有之。出恭者比邻而居，谈笑风生，北方人见了，以为江南一绝。”郑兄以为，“这是古往今来江南乡土文化中最不堪者。”我的看法，正相反。实际上却是最生活，为的正是要那一缸“肥水”。江南至少福建冬闲的菜地，全靠它了。

在大学里，与同学们正儿八经攻读学业不同，我算是混吃混睡“歪”到了家。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居然写起了古往今来中日相较的厕所。而这样的“下三滥”选题，能够得到韩昇老师的首肯，并且愿意指导，直到今天都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时的厦大历史系有一个习惯，不论是大几哪一个阶段的论文，但凡是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选，当然老师也可以一口回绝。倒是我上一篇不是毕业之时的论文，关注的是福建古来交通路线，看起来正经得多。

读历史的人，似乎都想逃避现实。郑兄看来也是如此：“这些年，千辛万苦读古书，总算建立起敦厚的世界观。为了保护世界观，我已经很久不看电视时评、报纸评论，不想开半天的会，内功全废。”而我做得更加过分，家里的电视早已被我扫地出门，名义上自然是为了下一代健康成长。

郑兄挖的是坟，内心却总是光明的。“少扒些乱七八糟的档案，做学问也要传递‘正能量’嘛。”而学历史的我，还有一个恶行，那就是想逃避历史，至少家乡祖传的龙窑，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负。初中二年级，顽劣的我把右手弄骨折了。母亲的啼哭之中，有一句我永远都难以忘怀：“陶不会作了……”

我曾在这小镇间游走

天塌下来，都是高个子顶着。一个城市要塌下来，顶着的就是城隍爷。

“各地的城市，都城、府城、县城，四周围起高墙，这就是‘城’。城外又围以护城河，这就是‘隍’。如此合称城隍，城里人总算有点安全感。”其实，隍是深沟，并不是护城河。只是因为往往沟深有水，才在这个意义之上成了护城河。后来，郑兄发现，“城隍跟我们的父母官一样，保家卫国只是副业，道德教化才是主业。”换句话说，也就是人心才是最可怕的，不好好教化，官老爷是没有安全感的。

台州府治临海，郑兄以为最够格“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是，“台州府城能保存到今天，未必是因为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好。高峻的城墙是自然的防洪坝，台州府东城墙因为并不濒临大江，早已被拆除。”自从胡适引进实用主义之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人文化成”这种虚功实做的东西渐渐褪尽。任何无用的东西，最后的命运往往是被抛弃。推掉几座城墙并不算什么，还好经典是烧不尽、砸不烂的。

建城需要石头，采石场可以提供。郑兄的家乡有很多采石场。温岭“长屿洞天”，如今是著名的景观，原来是个石板矿。龙游石窟不管是什么用途，首先这里也是一个采石场，得把石头先采掉，才能另作它用。如今，因为旅游的需要，人为地为它加上了几分神秘。但浙江的采石场，采下来的石头，除了城墙之用外，显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途，那就是修海塘。

钱塘江捍海塘，块石垒成的石堤，是郑兄这样来自穷僻海岛的人所羡慕的。看来，龙游石窟采出来的巨石，也许经水路被搬去捍海了。提起海宁盐官修筑海塘，没想到居然又与我的祖先有关。当然，这也是永春族谱上记载的。他的名字叫李嘉宾，是我入闽始祖肇永公李斌的祖父。究竟可信与否，我无从考证，只能朴素地认为民间向来五世一修谱，至少爷爷应该还是靠得住的。但是，奇怪的是，肇永公李斌父亲的大名却不见记载。

李嘉宾本是监察御史，后来担任工部尚书。而能够担任工部尚书，这样一个需要实干的职位，也足以说明李嘉宾的能力，不仅是一介文人为官，还有经世致用之学。在《元史》“志第十七上河渠二”里，写到盐官州海塘时，这样记载：

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并庸田司官修筑海塘，作竹蘧篨，内实以石，鳞次垒叠以御潮势，今又沦陷入海，见图修治，倘得坚久之策，移文具报。臣等集议，此重事也，旦夕驾幸上都，分官扈从，不得圆议。今差户部尚书李家奴、工部尚书李嘉宾、枢密院属卫指挥青山、副使洪灏、宣政佥院南哥班与行省左丞相脱欢及行台、行宣政院、庸田使司诸臣，会议修治之方。合用军夫，除戍守州县关津外，酌量差拨，从便添支口粮。合役丁力，附近有田之民，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内点倩。凡工役之时，诸人毋或沮坏，违者罪之。合行事务，提调官移文禀奏施行。”有旨从之。

修筑海塘这种事，正是工部的职责所在。李嘉宾参与的“会议修治之方”，“有旨从之”。而此事的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不久水息民安，“于是改盐官州曰海宁州。”

而据《浙江通志》卷一百十六，李嘉宾还担任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元代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行省处理政务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李嘉宾担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究竟是在哪个时期呢？一般来说，在担任工部尚书之后，再担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按照常理，应该是李嘉宾原先担任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对江浙事务熟悉，并且又是工部尚书，所以才参与了致和元年三月的“会议修治之方”。

其实，修筑海塘与海争地，说到底也是稳住后面的城。而有城就有墙，有墙就有字。中国人“到此一游”的本性难改，一堵堵的墙头也成了宣扬教化、广而告之的好地方。那些墙头文字自然是连接过去的。郑兄说，“这写有拆的房子毕竟暂时还在，所以是预示未来的，而在被拆与未拆之间的空隙，就是今天。”这些富有诗意的文字，还有一句禅味十足的结尾：“今天，我曾在这小镇间游走。”

城里人同住一幢楼，却不在同一个屋檐下，“老死不相往来”，见证了城里人的别样幸福，那是无情无义的自然之“道”。用我家乡当年老百姓的话来说，城里人住的是工棚，上无片瓦，下无尺土。于是，工棚拆不拆，当然只与钱有关。而农村的老屋不一样，那怕再寒伧，也是记忆。郑兄的家不出十年，就“泯然众人”矣。而我的老屋，也同样只能任其风吹雨打，放在那里烂了。今年，我的父亲看不过去，专门抽了一周的时间，回去翻修补漏，但这份情又如何能够抵挡岁月的侵袭呢。

而郑兄老家的房子，最终在城市化的浪潮席卷之下一拆了之，再也给不了他“游走”的机会。那是2014年5月的一天，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胡新村，“不到半天时间，老屋已被夷为平地，满目狼藉中，曾经熟悉的一切只堪在梦中追寻了。”可惜，郑兄的旧居就这样没了。当地要是把眼光放远些，这里完全可以整修成一座考古学家的纪念馆。那样，郑兄不仅拿不到分文，甚至还要倒贴几件宝贝。不过，中原大地的项城都容不下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的纪念馆，更何况偏远的海岛呢。

那些城内写着“拆”字，顽固不化的老屋，一般来说，比起城里的人来，已经算是长命得多。比抢救老屋更急迫的，其实是人文长者。年纪大了的丁伋先生，是当地历史的活字典，郑兄决定增订他的《台州墓志集录》，希望他能授权。“丁先生满口应允，为表示感谢，我送了他几条香烟，如此而已。”其实，长者岂是几条“香烟”就能收买的，背后是两人的“墓志”情谊。

“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拔河，是历史的常态。”一个社会要有理想主义者，同样也要有功利主义者。在中国，前者往往是以承载人文精神为己任的士大夫为主，后者则是凡夫俗子居多。老百姓一向讲究实际，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连砖室墓的砖头，也因此遭了殃。郑兄说，“有些砖室墓，里头的坛坛罐罐还悉数保存着，而砖头却被剥得一干二净，全拿去造房子了。后来听说古坟的东西不吉利，于是又纷纷改砌猪圈。”看来，只有迷信，吓得了他们。

理想不可以当饭吃，于是，有理想如郑兄注定痛苦。“现在想来，过去的生活真奇怪，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中国人想为自己活着，总是一件难事。因为每个人都是家庭乃至家族中的一员，从小就肩负了一份责任。而祭祀与扫墓等家族活动，会年复一年次加一次地强化你心中的这份责任之感。

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常在中国人的梦中。郑兄说，“戏台是木结构的，像我的文字一般速朽。”其实，郑兄的文字是不朽的，倒是我的一篇篇新闻八股，早已朽烂如泥。

没有宗祠的家族没有规矩

有井水处，皆可以为家。但对于家乡的标志性影像，却很少有人拿井说事。一般来说，城里人说的是塔，农村人说的是宗祠。

塔如家乡。郑兄说了瓯江之滨厦河塔的故事：“有位老人，少小离家，长居海外。他是坐船离开的，故乡在他的记忆中，就是一座渐行渐远、影影绰绰的古塔……”一别四十年，老人才回来，大老远看到了塔：“还是记忆中历经风霜的古塔。哦，我回家了。”可惜，现在像这样想回家的人已经不多了。不要说农村，就是县城或乡镇，真想回去一次落个脚，也是各种难。

我的家乡是没有塔的，就连宗祠也一个个小小的，大多从外头看很难分辨出来，更不用说有徽派那种“高大上”的门楼。而我的家族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宗祠，虽然“宗祠”所在的老屋，至少是清代的房子，但是那里是太公从永春移民到尤溪之后，辛辛苦苦从当地人手里买下来的老房子，一代一代照例留下来作陶之用。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农村的世界你不懂，真正的世外桃源，只在陶渊明的梦里，而真实的农村只在郑兄的笔下。“家母势单力薄，不能当舌战群儒的诸葛亮，就跑回屋内哭一场……”郑兄家母的期盼，是“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而吾家母亦是如此，一向视家乡为“鬼地方”。

没有塔的地方没有文化，没有宗祠的家族没有规矩。人力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比如，台州椒江海边宋高宗避难于此的牡蛎滩，“因为长年烧窑”而搬空。生活是第一位的，在生活面前，任何物质性的存在都可以如过眼云烟，除了沧海桑田。哪怕是沧海桑田，在讨海的人看来，“大海也是一亩浩瀚的田。”也只有中国人，才会把海亦作田。

但是，有些东西却丝毫无法改变。生活是生活，精神是精神。风的东西可以变，但风不会变。“古人认为道德可宝，节孝坊自然特别多。倒不是说古人格外高尚，就像今天我们认为致富光荣，马路上的奔驰宝马也就越来越多。”所谓风行如此，以何风自然有何行。

“古往今来，戏曲是罕见的曾经无限接近于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莫非热心人少了，就沦为‘高雅艺术’了？”曲高和寡以为“雅”，那是极可悲的一件事。但以何为雅会变，雅本身同样不会变。

颂自然也无法改变。缙云县双港桥崖壁清代咸丰年间的线刻贞节牌坊，“大概因为主人有限的财力不足以建造真实的牌坊，又不愿放弃官府认可的荣誉，于是，找一块山崖，略作平整，用凿子刻了一幅具体而微的牌坊。”底层社会的小“把戏”同样值得尊敬。

“破四旧”，我的家乡稍有些古的东西，也是倒的倒、拆的拆。父亲记忆里的牌坊，也就这样没了。虽然我这一代没有传承这个没有看过的记忆。但是，脑瓜子里依然各种“旧”不少，怎么也破不掉。后来，再上了大学读了历史系，各种“旧”从此与日俱增。女人家不仅把小孩挂在嘴里，也爱拿人家老公说事：“你家那位看过去，怎么从来没有年轻过呢？”

三皇五帝，上下五千年，如此负重，我能年轻不老成吗？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所以，我常常感叹，用公元纪年有什么好？一年接一年，层层叠压，谁都会喘不过气来。古人聪明，哪怕是当朝一位皇帝，哪天觉得不顺，或者来一个祥瑞，马上宣布改元，一切推倒重来，从此在新的年号之下，国家翻开新的篇章。

现在社会，什么都是新的好，但是至少人心还是古一点为好。郑兄在景宁县某山村过渡，被多收了三元钱。“老乡依然激动，说，你们来帮忙，是客人，更不能欺负，传出去，还以为山里人怎么都这样。”山里人，人心还是可贵的“古”。你的世界只有金钱和利益，城里套路深，难怪大家喊着：“我要回农村”。

山里人什么都好，惟一不好的是性子太过耿直。直肠子、死脑筋，绕不来弯子，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被欺负、被压迫，自然是不行中的不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谓‘矿税之弊’，据说是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有明一朝，承宋元而来，福建、浙江山区的矿场不少，尤溪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县。这些矿场自然是官家的营生，我的家乡就有一个村落叫七官场。少不更事的我，还以为这个地方出过很多官呢。

见钱眼开，腐败成风，哪朝哪代都难免。但是，要说“矿税之弊”，是导致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则有些说过头了。福建邓茂七起义，导火索是佃农不仅要把田租送进仓库，还要逢年过节送鸡鸭鱼肉，俗称“冬牲”。而叶宗留起义，则是因为福建官兵千人入矿区，禁止民间采矿。换句话说，就是官家矿场再腐败，那是官家的事，与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更不会以此为借口闹起事端。

尤溪到处是矿，作为炉主的蒋福成，之所以会带领炉丁响应隔壁沙县的邓茂七起义，想来纯粹也是因为他和叶宗留一样，干的是民间采矿的勾当。原来，正统九年（1444年）六月，明朝政府下令，收民矿官有，对私自开矿者处以死刑，家属发配边疆，“如有不服追究者，即调军追捕”。据说，蒋福成采的是铁。不论采的是铁还是铜，可以说都是暴利，要官有不反抗才怪呢。

“苛政猛于虎”，出台不好的政策，只会给朝廷添乱。一旦乱闹起来，城里尚有高深的城池可以凭借，而乡下人家无“城”可以为保，便只好各自为“楼”了，这就是土堡、土楼以及碉楼出现的原因了。只不过，对付流氓草寇，这样的“楼”倒是绰绰有余，若想要对付正规大军，就如螳臂当车，只有自讨苦吃了。

有好的政策出台，风调雨顺，那是因为有真龙天子。可是，不管是真龙天子，还是假龙天子，只要是天子，都如龙般难以琢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下雨就下雨，说天旱就天旱。郑兄说：“大凡龙潭，十之七八，都曾经是求雨的所在。”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江南地区，总能找到一个山坳，里头恰好有一泓源泉不竭的池水，于是美其名曰‘龙潭’。依此类推，四季不断的瀑布叫龙湫，久旱不涸的古井就叫龙井。”推此及彼，这就是考古的专业视角。但是，若是自责一番的祈雨，仍旧祈不来雨，那《祈雨文》就会变成了“讨天”檄文。郑兄说：“常见的责问是，身为天神为何漠视民生？”这问天式的祈雨，无疑是更高形式的祈雨。

祈雨如何祈法，《宋史》卷五十五里有生动的记载。有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择东方地作坛，取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茗果、餈饵，率群吏、乡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乐、巫觋。雨足，送龙水中。余四方皆如之，饰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坛取土之里数，器之大小及龙之修广，皆以五行成数焉。”此外，还有《画龙祈雨法》、《蜥蜴祈雨法》，真是不一而足。光是龙，就有土龙、画龙，假龙连蜥蜴都派上了用场，令人大开眼界。

而最高形式的祈雨，自然是皇帝亲自出面求雨。但皇帝求雨也有求不来的时候，宋太宗赵光义就遇上了这种尴尬事，只好下了一道手诏。《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元何罪!天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

皇帝做做样子总是要的，一旦做完也就算了。但是，真正倒霉的人，往往是当朝宰相。因为，只有他有资格替皇帝谢罪。宋仁宗之时的宰相贾昌朝，就因此吃了亏。庆历七年（1047年）春旱，帝避正寝减膳，贾昌朝援引汉朝因灾异册免三公的故事，上表乞罢参知政事。

难怪，只要天降灾异，满朝文武都会紧张。毕竟，连以唐太宗李世民之圣明，都不得不生吞了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还是新中国大修水利，真正解决了水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建成了大量的水库，武义的龙潭水库就是其中一座。郑兄说：“当年参与修建水库的民众间流行的劳动号子，其中有一句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读来令人倍加感慨，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才有如此战天斗地的豪情。

毛泽东这样举世无双的伟人，自然不是玉皇或者龙王能够驾驭的。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更是再也无法超越的振奋人心的口号。今天的各级政府部门，都把“为人民服务”高高地悬挂在“庙堂”大门之上。

只是，如果历史地看，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为人民服务”似乎挂反了。可惜，挂成了朝外给老百姓看，而不是朝内给人民公仆看。“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太宗赵光义从后蜀皇帝孟昶所写《颁令箴》中择出的四句《戒石铭》，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衙门皆为圣谕，就是铭文朝里的。郑兄说：“人们走进衙门，自南而北穿越正门，迎面便见碑阳‘戒石铭’字样，而地方官吏端坐正厅内升堂办公，抬头触目正是碑阴的十六字铭文。”

其实，历史以来官本就与民相对，秦朝所开创的以吏为师的传统流毒甚深，想让高高在上的官有爱民之心，自然难上加难。但是，古人聪明之处在于，让官知有所敬畏。“我时常感慨汉语的伟大，竟有‘敬畏’一词，道尽人心的曲折和微妙。”因敬而畏，又因畏而敬，于墓中读人心，这也正是郑兄之高明处。

“千里求官，为了吃穿。”说白了，千里求官就是为了财而已。宁波东钱湖畔南宋丞相史浩父亲的墓葬，“在文臣的后面还摆了一对石椅子，太师椅造型，写实的，据说可以借此研究宋代家具。”其实，这太师椅正是研究中国人心的最好标本。要求财先求官，于是，哪怕是墓前的石像生，也不忘要放上一对石椅子。

这可不是一般的石椅子，而是代表权力的太师椅。有了权力，不要说死了，哪怕是在生前，都有人为你建造生祠、树去思碑。一代奸臣魏忠贤的生祠，就在这种官场风气之下遍及天下。郑兄是个明白人：“很多时候，去思碑只是官员自我标榜、民众献媚权贵的结果，并非当真恩德在民。”

权力如此重要。于是，古人的风水之学，哪怕是用在造墓之上，都倾向于以权力为重的格局。“江南墓地的风水环境，又有固定的模式——墓葬坐落于‘环抱之地’，左首有山峦环绕，是为‘左青龙’；右首有山坡回护，是为‘右白虎’；前面是一片相对开阔的旷地；当然，后头必有靠山。远远望去，墓地像是一把太师椅。如果太师椅的前方又有河水迤逦流过，是为‘长流水’，那么，就再完美不过了。”这“长流水”，指的就是财。

人为财死，哪怕是死了，也要为子孙后代所累，考虑财之大事。“古人很庸俗，只认识黄金白玉。现代人有品位，发现陶瓷器也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他说：“现在的被盗之墓，墓底犹如扫把扫过，干干净净，因为专家说，所有的古物都有价值，实实在在的价值。”可见，现在的“专家”教人坏。

“三大价值电视上的‘专家’都说烂了，我不爱听，不就是多少钱嘛，何必弯弯绕绕兜圈子。”讲钱就俗了，可钱从郑兄嘴里道出，居然不是“俗”的，因此可以直指道德人心。“谈钱，是最不必不好意思的，任何事情说到这份上，也就意味着可以搞定了。”郑兄有浙商的天赋，但他显然会是一个“儒商”。

浙江人自古以来，就不是死读圣贤书的呆子。促成朱、陆“鹅湖之会”的吕祖谦，博学多识创立了“婺学”，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而同时代的何澹，虽然依附权臣立“庆元党禁”，但是居然能改建丽水的通济堰，把木坝改成石坝。这条设计合理的拱形石坝，是水利史上的杰作，至今造福一方。看来，比纯粹意义上的理学家有作为得多，走的路子也不一样。

通济堰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整个水利工程，连同碑刻，是研究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珍贵资料。碑自然有碑的用途。但是，“诸如界碑之类的文物，唯有留在原地才有意义。”可惜这些年，碑林博物馆之类的馆舍多了起来，乱移动的此碑彼碑多了无数，失却了文物原有的作用。当然有些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些则是好心有意的保护性“破坏”。郑兄说：“有些东西，离开老地方就没意思了。”可惜，这个道理没有几个人懂得。

倒是有一方无字碑，至今无人动它。墓地上的神道碑，本是对人的一生盖棺论定。可是，乾陵前居然是无字碑。郑兄理解唐中宗的难：“对自己的母亲，曾经的大周皇帝，好话没法说，坏话不能说。”的确，倒不是武则天大度，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而是唐中宗不知如何说。毕竟神道碑这种东西，不是武则天自己生前想立就立的，而是在其身没之后子孙后代办的事。

就连此碑彼碑尤其是禁示碑，之所以用文言文，不用干脆利落的白话文，诸如“谁烧山，谁坐牢”之类，郑兄也能看穿。其实，就是不想让普通人看懂。他说：“你想，村庄中就这么几个人识字，也就是所谓‘乡坤’。乡坤站在石碑之前，手指碑文逐条讲说，摇头晃脑，多神气啊。而且目不识丁的听众，懵懵懂懂，目光呆滞，才格外具有威严的、神圣的仪式感。”

郑兄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如何能解此中深意。“其实，龙是我们想象的神灵，跟我们一般庸俗，有好处眉开眼笑，感动了热泪盈眶。”郑兄的语言特点是如此的鲜明，瞬间就把神格给拉低了，龙变成可亲可敬的人。郑兄用自我贬低，换来了神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近。

有如此想象力的郑兄，自然不是鼠目寸光的人。但他仍自嘲：“在我这样‘目光短浅’的人看来，眼镜是与指南针、蒸汽机同等伟大的发明。”作为同是“眼镜侠”的我，对此深有同感。“眼镜侠”不易，没有眼镜则没有一切，起床第一件事，并不是人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是捉摸着找自己的眼镜。

郑兄还是一个幽默的“唠嗑者”，虽然他自己觉得写这些关于古物的文字，倒更像个“卖笑”的。对于多年未涨的稿费，他居然也有建议，“不如索性取消稿费制度，一律按照篇幅的长短收取版面费，每个字收他十元八元的，看那些专爱在报章上说瞎话的人还敢不敢胡说八道。”此策之妙，真是深得我心，可以为走下坡路的报业减负。

路亭是古代的乡间小道憩息地，而驿站是古代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郑兄的大作，不仅是我的路亭，还是我的驿站，不仅让我停下了脚步，看到了《考古的另一面》的另一面，还让我加满了“油”，至少带着对考古的敬畏，继续向着总是快马加鞭的新闻大道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