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渡海东话因果

佛渡海东话因果

李顺亮

2015年6月7日22时02分

大唐盛世背后的佛渡海东，可以让我们一窥宗教与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不同因果。

文化要交流，交流出文化。虽然都是一心向佛，和玄奘大师西天取经不同，鉴真东渡日本是为了弘法。国家的命运如何，就连退避三舍的僧人也不得不随之起起落落。从初唐到中唐，两位僧人的命运，也随着国家逐步走向强盛，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而言之，在佛的表象背后，一位是西出阳关求取印度文化，另一位则是传播大唐的盛世文明。而他们所走的路，并不是阳关大道，一位是坎坷不平的丝绸之路，另一位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广津。但是，他们都是一样的唐朝人：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不幸的是，虽然两者都可以说是文化的使者，但是相对而言，玄奘对于中国来说，佛教的味道更重，而鉴真对于日本来说，文化的意义更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玄奘扭转了中国的佛教，而鉴真改变了日本的文化。一位是西天取经，另一位是东方送经，但是前者在中国备受敬仰，他的故事广为传颂，甚至被演绎成了《西游记》，而后者在中国只是历史地存在，与普通大众似乎并没有多少关系。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文化现象，就是对改变自己的人与事特别关注，而对改变他人的人和事却不甚兴趣。或许，以中华文化之强大，总以为改变别人是应该的，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影响他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玄奘为中国佛教故事增加了无数的题材，而鉴真则为日本文化升级平添了无数的光彩。虽然二者结出的“果”不同，但是种下的“因”却相同，都是让佛光普照。西游与东渡的故事本身，哪怕不加任何演绎，都已经非常感人。任何宗教都是有故事的，且不论这些故事真实与否，至少其为弘扬佛法、推广宗教，起到了佛法本身所无法达到的让人亲近与接受的作用。日本有舍利铁锤敲打不坏的故事，和中国《高僧传》的故事异曲同工，或许前者就是从后者借鉴来的。铁锤敲打不坏的舍利，让吴王孙权心悦诚服，下令建造江南第一座寺庙——建初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虽然历史的积怨甚深，但是文化的关联却难以割断。而这种关联，在鉴真东渡之时，就已经悄然种下。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754年4月5日，鉴真登上戒坛，掀开日本佛教史崭新的一页，日本佛教终于能够独立传戒。其实，从那一天开始，日本文化也终于能够另写华章，虽然从此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最初受戒的是圣武上皇，在他之后，光明皇后和皇子也依次登坛受戒。不仅喻示着佛教从此成了日本的国教，而且也象征着日本对于中华文化的膜拜。

《西游记》里的唐僧有宝贝袈裟，而皈依佛教的圣武天皇，也为自己制造了许多袈裟。七条织成树皮袈裟，这件金刚智三藏袈裟，是中国密教的始祖、印度高僧金刚智用过的。衣钵袈裟是传法的证明。和这件袈裟一样，回日本开创天台宗的传教大师最澄，曾经从唐朝师傅行满那里获得一件七条刺纳袈裟，而创立日本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也在唐朝获得袈裟传承……佛教里继承衣钵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惠能得到弘忍的传法衣钵，就成为了禅宗六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偈语的作者惠能，其得道受教的故事，似乎是《西游记》里美猴王的蓝本。说是弘忍看了惠能的偈语，心中一动，叫惠能退下。第二天，弘忍独自进入礁房，以杖击礁三下，惠能会其意，是夜三更入其室，不仅得授《金刚经》，而且最终得到了世代相传的衣钵。事见《坛经》。有人云，以后就不再继承衣钵，而仅是传教，故以后大德虽多，却不再称什么祖了。

鉴真传去日本的，岂只是衣钵。他不仅在日本创立了律宗，而且还把中国的书法、语言、文字、医药和印刷技术等传入日本，影响巨大而深远。“唐招提寺被日本列为国宝，其宏伟的金堂，以丰肥之柱，雄大之斗拱，承远大之出檐，是现存日本天平时代最大最优美的建筑。而安放鉴真坐像的御影堂，乃唐招提寺灵魂所在，不对外开放。”作为文化使者的鉴真，有此无上的敬仰，自然是当之无愧的。

文化是超越国界的。日本对于他邦有功之人，尚且如此全心全意对待，也让我们汗颜。至少今天的中国，是非不分不是什么怪事，我们有多少英雄豪杰被人说三道四。日本对于文化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天平’几乎成为奈良时代的象征，而奈良时代正是繁花似锦的盛唐文化全面传播于日本的如歌岁月。”今天的日本是仇视中国的，但是日本又是感恩历史中国的。这样的两极要融在一体，本身就足以让今天的日本人痛苦了。

佛教是文化的载体，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当年新生的日本似乎学得很快。武则天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其名的洛阳奉先寺大佛，而在日本，也留下了光明皇后用自己的形象雕塑佛像的传说。光明子就是光明皇后，和武则天一样强势。只不过，前者以非皇族血统成为皇后，打破了皇室的规矩；后者则更为彻底，自己当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显示了中国人更加百无禁忌。

宗教的政治化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佛教在日本，其实也是这样。4世纪左右，佛教自江南传入日本，到6世纪，从朝鲜半岛再度传入佛教，反复多次的冲击，又遇上日本从贵族世袭政治迈向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机遇，佛教成为日本国内统一思想文化的强势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作用，受到天皇贵族的无比尊崇。离世俗太远，难以“普渡众生”；可是，离凡尘太近，又会让宗教发生异化，甚至失去自我。对于中国而言，长期以来，佛教相对来说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异族入主中原或者篡逆之朝除外。但是，佛教在日本却走向了政治的中心。这或许与日本原来本土的宗教过于神秘有关，两相比较，佛教反而代表了政治的开明。

神秘化是政治的必然，没有神秘化，也就意味着没有威权。这似乎又与上古社会巫觋文化有着。政治不仅是在治人，更是在做理天的工作。因此，巫因为所从事的工作，具备了“替天行道”的天然属性，也就占有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早期的政治，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巫治。也正因此，祭祀从来都是帝王最重要的工作，以自己的祖宗配天，神化帝王一姓家族，也在于独占巫权即政权。日本的第一个倭王是个女子，就“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女弟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

其实，只要对比一下尼泊尔，对日本早期圣女般女王的存在就不足为奇了。库玛丽（Kumari）女神又称童女神，是尼泊尔的“活女神”，这是圣女在南亚现实活的文化遗存。二者分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本质就是以巫治国。只不过，中国古文明很快就进化到了巫的家族化。当然，这并不是指国王或皇帝就是巫，而是指巫权的家族控制。而异域他邦仍然一直都是选巫制度，是轮流性的巫。圣女巫的制度，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遗存。而这恰恰是那时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

“早期的艺术，诞生于人类的精神信仰和神灵崇拜，人类用最珍贵的东西，刻画最美好的图案，表现心中渴望的理想世界。”中国有一个词，非常精彩地道出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权贵”。权与贵是一对孪生兄弟，权可以得到贵，而贵也是为权所用。权并一定只是政治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于是，任何高级的东西，都要让尊贵的菩萨用，至于这个东西本来是做什么用的，就没有人去计较了。和中国一样，日本的金属文明从一开始就与宗教和政治紧密相连。青铜器从中国传到海东，哪怕是一面铜镜，也是稀罕物。

当年，日本几乎在一夜之间，一举跃进农耕、青铜和铁器时代……一个国家对于文明的吸收，其实和人吃饭一样，太多太快有时并不一定是好事，消化不良，就会容易出问题。近代的日本，其实也是这么回事。东方文明都还没有完全消化好，西方文明就开始大举拿来。于是，军国主义的怪胎在日本流毒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