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惊梦：风雨两岸情

李庄惊梦：风雨两岸情

李顺亮

2014年1月9日22时19分

一个村庄，一群学者，一场战争，一段历史……谨以打油诗一首，向中华民国的一回精彩致敬。

回首民国那段艰辛岁月，令人平生别样感慨。尤其是民国顶尖的那拨知识分子，国恨家愁交织，现实书本碰撞，喜怒哀乐并存，和着战争的节拍，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求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是岱峻先生的大作。四川宜宾的李庄是一个很好的缩影，折射出了民国的那段惨痛变局。于是，许倬云说：“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岱峻先生曾经执业媒体，难怪笔触那般顺滑，视角那样独到，字里行间透出厚重的采访功夫。一位真正优秀的记者必然是思想者，绝非只是爬一格子赚两工分的匠工。虽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是衣冠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让人怀想。先生在前言里说，成立于1928的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无愧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民国之时的李庄，就这样走进了先生的视野，也走进了我们的世界。

左传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可今日之中国，还有谁敢大言不惭地说：这里是礼仪之邦；还有谁能骄傲无比地夸：我们有华服美衣。先生说，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有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在情感上却割舍不掉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可是，当西化就是开放，守旧就是落后，文明的传承都成了问题，还有什么是不能变的呢？

李庄的那拨学者，或许已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坚守者，正如他们为了中国学术的星火可以燎原，坚守在二战时的李庄一样。可是，也恰恰是这一班人，在解放战争后期，做出了最坏的一个决定：选择精品文物运台！“初定精挑文物600箱，后扩大挑选范围，选出文物3824箱，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两岸的隔绝，让这批本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属于人民的宝物，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传承作用。

“去乡之情，情何以堪！”去台之时，“千年文物系儒生”的王叔岷发出的感叹，也是整个民族之殇。还好另有一批学者，“弃暗投明”，选择了坚守大陆。的确，正如傅乐焕写信劝谏傅斯年所说：“今日政府之颓局，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而夏鼐对傅斯年说得更透彻：“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他的看法决非一人之思，相当具有普遍性：“时局已如此，谁还走死路。”可是，每个朝代似乎都有他们的殉道者。傅斯年就想成为其中一个，“随身携带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共军攻入，他便要服毒自尽。”他常对妻子说：“我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其实，哪里是大愚，乃是大忠，大智若愚，大忠似傻，只可惜他忠的对象选择出了问题。如此之人，今日中国又去哪里找呢？

最终，那批不愿走的“儒生”，自己成了传承文明的“文物”。更因为“卫道”，那批“儒生”在新中国历经风雨。“读死书，连小说都不看，丝毫不问政治，认为学术有出路，政治无出路……”胡厚宣的检查有些搞笑。胡先生是不问政治，而我则是政治的喉舌，此外别无不同。看来，如果我早些出生，就会犯和他一样的错误。对于纯粹的学者来说，这些风雨其实并不算什么。逯钦立至死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大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出版，才是真正的悲剧。

那些赴台的学者，似乎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己丑岁，随孔圣公来台，遭陈蔡之厄，经旬不举火，箧藏鬻质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断贽亦数月矣！所胜者，瓮中尚储米数斗耳，既见予饥，忘己之饥，竟全举以赠，白骨而肉，盛德无以报也。”陈蔡绝粮，哪一个文人能受得了呢？为此，“忘己之饥”解人危难的屈万里收到了“馈米图”。而大名鼎鼎如傅斯年者，也未能逃脱窘境。他的爱妻回忆说：“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董作宾也为了生活奔波，做甲骨文研究之外的工作。人生大体如此，养家糊口最为重要，学术又不能当饭吃，为之奈何。

这些苦，只是生活上的苦。可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政治上的黑暗，似乎比在大陆时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春树当年最大的苦事就是进图书馆借书：“台大图书馆对可借可看之书刊均因政治因素严加控制，任何学人在大陆，其著作全不能看，凡有其文之学报或文集均不易看到；台大师长之著作如为早年发表，或与大陆学者之著作同在一处也都不能看到。”而傅斯年为了抵制各机关学校实行的联保制度，挺身作保：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

学者之间，难免观点有分歧，言语相抵牾。董作宾与傅斯年如此，李济与胡适亦如此。“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及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使研究者走出传统‘书斋’的‘直接观察法’。”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掀起了风波，傅斯年自请“革罚”，董作宾也要一走了之。“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还是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这位和事佬看得透：“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如果朋友与工作混为一谈，最后双方难免尴尬，甚至连朋友都做不成。而不顾场合、专讲实话的李济，居然被人误以为有气死胡适的嫌疑。

“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一道难解的题。今日之中国仍然是这个问题。但是，那时李济悲观得不合时宜的致辞，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爱之深，则责之切。也只有李济点破问题所在：“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讲究形式，永远重于实质，是中国一大问题。反正在中国，作派最重要，其余皆次要。

显然，李济在科学考古上是成功的，在社会“考古”上则是失败的。对学生翻看有政治倾向的小册子，李济告诫说：“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其实，不戴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戴有自己的有色眼镜，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看时代。李济的得意门生夏鼐，显然比他的老师看得更透。他说：“胡适也看不起祖国的古代文化，这是买办阶级崇外心理的表现……”撇开胡适，撇开那时，今日事实正是如此，崇洋媚外者遍地都是，坚守中华文化者又有几人？

朋友志同已是幸事，人生知音更是难觅。婚后的俞大綵这样定位：“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傅斯年是幸运的，真是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梁思成也是幸运的。他的妻子林徽因不仅坚定地站在他后面，大声疾呼保护北京古城区、保护古城墙，而且和他一起为新中国设计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1950年6月30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通过了林徽因主持清华营建系师生设计的国徽方案。居然还有这种通过方式，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可怜多年跑“两会”的我，有些孤陋寡闻了。

梁思成留下一段箴言：“北京古城所承载的信息，不是皇帝个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用砖石垒成的史书。”其实，中国的古代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不过，文化传承与光大，非一人之力、一时之功所能奏效。梁思永的高徒高去寻，历时十八年整理老师的遗稿，成就了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以篇幅而论，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原作的八十倍，然而他在出版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排在后面的辑补。”的确，“这‘辑补’两字蕴涵了高贵的学术道德。”有如此弟子，亦是梁之福气。回看今日，师生反目成仇比比皆是，岂不令人汗颜。由此可见，道德不存，文化焉附？

读书更是做人。从来践行圣人之道，都比苦读圣贤书来得重要。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看来，傅斯年还是非常有想法的学者。“读书就是学问”，是古今学人的通病。读书并行万里路，只在朝代更迭之际，才有学人迫于形势被逼做到。于是，顾炎武这样的绝世大家才能出现。

“忠君”与“行道”孰轻孰重，从来都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忠的君可以不同，但行的道却不能有所异。郑孝胥忠的是满清，傅斯年忠的是民国，夏鼐忠的是新中国。新浪博客《闲人杂记（六）——康有为与郑孝胥》云：“康有为与郑孝胥在有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康有为把光绪皇帝“送”进了瀛台，光绪从此失去了自由；而郑孝胥把溥仪送给了日本人，末代皇帝终成傀儡。”其实，两者忠的虽然都是满清，但是行的道并不相同。前者维新变法拯救满清，后者甘当汉奸分裂祖国。于是前者为后人所敬重，后者为后人所唾弃。

傅斯年与夏鼐所忠不同，但行的道却一样。傅斯年教导王叔岷：“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年轻人大多心浮气躁，可惜他人未必这么幸运，能遇上斯年这样的高手来作老师指导。而北大也是幸运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把傅斯年对北大的贡献，与胡适绑在了一起。蒋梦麟说：“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一校之长如此谦虚纳言，北大焉能不振？全不似今日大大小小领导之假大空，胸中无一物，却山中称霸王。

“傅所长决定先运一部分东西赴台。散会后，询余能否押运古物赴台。余拒绝之。”夏鼐心中对国民党有自己的一杠枰。而对于学术的追求，二人则殊途同归。人生常常让人喜让人悲，不确定是人生的一部分。少年才俊的夏鼐，“……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夏鼐与他的老师李济虽分立两岸，也同样在学术上走着共同的道：从李济的“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都能显现其学术价值”，到夏鼐的“衡量考古的成绩，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不要有‘挖宝思想’”。二者甚至连做事的原则都一致：考古而不藏古，私人不收藏古物。

得意门生夏鼐，不仅曾在日记中记下老师李济对于自己田野工作的关注，而且记下了自己的感慨：“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没想到一语成谶，日后的夏鼐不得不在政治舞台上艰难地走着钢丝，甚至批判过往。人生有太多的无奈，有时命运弄人，非一己之力所能转移。不单是夏鼐，梁思成也一样。且看梁思成在后来激情年代写下的诗句：“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那个时代的人，大多主观上就是这么认为的，亦是环境使然。新中国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每个人都不会怀疑党，只会怀疑是自己出了问题，需要洗心革面，才会跟得上时代，对得起人民。

其实，学者与政治沾边并不可怕，怕只怕一个人唯利是图。1940年，傅斯年向胡适写信诉说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只有从吾（姚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就怕有如此之人，唯一党之私、一己之私，把政治高高举过了头顶，瞎搅和，害人尤甚。而与政治沾边的曾昭燏，至少理想高远的多。“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科学不发达，故历代收藏，专重古物，对于科学物品，素来忽视；欧洲各国于18世纪时已确定博物馆应为大众而设，中国直至满清晚世，一切收藏还只供少数人玩赏。”一为大众，一为小众，文化差异如此，中西民智开与未开，自可想见。一个有理想，一个纯学术，曾昭燏与李济后来的分道扬镳，也由此可知是必然。

政治的风雨，尚可自我承受；民族的苦难，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日本侵华，既是如此。“见机而为；入土为安。”这是陈寅恪苦中作乐的自嘲。

董作宾也是制造气氛的高手。傅斯年这样介绍自己的助理研究员逯钦立：“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哪怕孩子也不能幸免，傅斯年的孩子历经劫难，“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而傅斯年、曾绍燏二者的母亲，更是在逃难之中魂归异乡。

战争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残酷的，无论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

弟弟在对日空战中英勇牺牲，林徽因长歌当哭，而她也几乎濒临绝境：“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它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从这个意义上业说，战争其实没有胜利者，有的只有百姓苦。站长、旅客、车站……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人联手给费慰梅的自我调侃信，看了让人苦笑。抗战之艰难困苦，于此可知。中华民族于万般艰难之中，仍有精神在。难怪国可以不亡，民族可以永存。

随后的解放战争也是如此。“胡氏之报告，一再说明渠如一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难。……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词后，即至隔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申报》这样报道风雨飘摇之时的北大同学会五十周年校庆大会。看了那时的新闻报道，如此生动，令人感佩。何以今日中国，新闻之八股如此？倒是报纸白纸黑字，时代不同差错一贯。1950年，夏鼐在给王天木的回信中说：“文汇报的南京通讯，弟已闻及，将梁三先生（梁思永）的大名写成“世镕”，未免可笑。”

战争归战争，不管什么时候，生活还得继续，学习还得加强，工作还得照旧。“1935年5月，经傅斯年提议，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岱峻说。全不似今日尽考些无用的东西，选拔出来的岂是做研究的料呢？论文打头尤其值得称道，这才是研究之本。周法高在重庆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颇有传奇色彩。岱峻说：“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也很放得开。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据说周法高就是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真是太令人生羡了，居然如此考试，亘古未有。而享受单独考试待遇的王利器，当时敌机来袭，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轰炸七次。竺可桢对《申报》说：“我们没有因着时局紧张停过课。”

民国英才辈出，实与那时的人文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岱峻先生说：“蒋介石向来对士林领袖优渥有加，如抗战时曾以高车驷马迎送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此后又曾拨专款为钱穆在台北市建外双溪素书楼。于是蒋氏下令拨一块地盖一幢小房赠与胡适，经费由自己的稿费中列支。”难怪在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还有一批学者愿意跟着他去台湾。而蒋公也不负他们，大厦将倾，乱局之中，还抢运文物，拉走学者。当然，这样负的只有这个民族了。反倒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北大拒人于千里之外。“抵校门，有卫兵把守，遂不愿进入，摄影而去。”可怜的“北大愚生老大回”的王叔岷只能感叹：“岷为北大生，未进入北大校门一步，既可笑，亦可怪也。”

而这种人文环境之生成，又与傅斯年等一拨旗手直接相关。杨志玖回忆说：“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三十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这等好事，今日要上哪儿寻去？不管战争如此推进，图书资料与生命一样重要，总是带着跑。无书也就没有学问，战时中国唯有史语所拥有最完善的图书。“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养成一般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韧始，岂不大糟！”郑天挺之语，当为今日为师者鉴。只可惜如此好学风，早已随风而去。专家教授满天飞，误国肥己者众。胸无点墨，却兴风作浪，夸夸其谈，全丢到钱窟窿之中去了。为了孔方兄，再无礼义廉耻。

李庄的那群学者，在坚守高地传承文化的同时，获得了自己的快乐。“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石璋如回忆的李庄生活宛在眼前，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令人平生许多感慨。真是何处不读书，只要有心人，只要有书读。罗常培记载：“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中午太阳晒在北上好像火烤一样。”看来，耕读传家只能是在农村，只能是在农业社会。而城市里出混混易，出才子却难矣。书香门第首先要有书香，其次要在诱惑或干扰不多的地方，才会育出佳果。

不管是在哪个时代，读书方法对路自然事半功倍。王利器云：“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这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李孝定回忆傅斯年让他选择：“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现在史语所搬到四川李庄，那儿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而李孝定毅然选择了后者借读自修。看来还是自修比上课好呀，但是关键还是要有名师指引门路，才不至于自己乱修，徘徊门外或者走火入魔。

如果说读书的方法重要，那么治学的态度更为关键。因违背“进所内不得撰文的明训”，文稿被史语所学术“集刊”退回后，李孝定从此坐起了“冷板凳”。李庄三年，是他成长和董作宾收获的三年：

“彦堂将自藏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借我，我将研治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作，以毛边纸录成条，尽行粘贴其上，天地图中，也朱墨灿然，批注殆满。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开始撰写《甲骨文字集释》，又一年而成书。这三年中，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我是跑龙套的，戏码就是这本《集释》，彦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轴，戏码是《殷历谱》。这可算学术界的一段小掌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终，李孝定成了甲骨文研究大家。如此扎实做学问，今日学界又有几人呢？坐穿“冷板凳”，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没有几个人熬得住。

1979年，李济去世。他的另一个得意门生张光直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的确，民国培养出的大师，确实是一座座高山，非今日那些沽名钓誉者所能比拟，甚至连给其洗脚都不配。这些年考古学上的笑话，当令人反思，否则长此以往，轰动的最后，将是自取其辱。

而李庄见证的风雨两岸情，更是令人至今难忘，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