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原乡

李顺亮

2014年3月6日23时51分

“走过的路有千条，难忘家乡的小石桥……”歌唱家王洁实的深情吟唱，让多少漂泊在外的游子时常梦回故乡。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不仅有人生的故乡，而且有精神上的原乡。求学时代的点点滴滴，作为精神上的原乡，总是被人珍藏在心灵的深处，可是那份思念却常常难以抑止。于是，每当同学会上演之时，思念如洪水般开了闸，不由自主地一片泛滥。

何兆武先生精神上的原乡，显然是在西南联合大学。2006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写的《上学记》，让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那个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的求学历程。虽然灾难深重的祖国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是那时的何先生仍然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他说：“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其实，任何人回想起精神上的原乡，都是幸福多于痛苦。毕竟，当年的我们总是青春年少，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给人以太多的思考，并且成为中国教育需要攻克的难题。每一个中国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答案，虽然这些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先生的答案或许落脚在学术自由上。他说：“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

只有大学，没有大师，是可悲的。因为那样的大学，与一般楼堂馆所无异，只剩下一堆建筑垃圾。而没有了大师，我们又去哪里找杰出人才呢？无师自通的天才，毕竟少之又少。在那个战争频仍的年代，居然还会英才辈出，着实令人诧异，更令人生羡。何先生所处的求学年代，除了个人孜孜不倦、勤奋刻苦之外，究竟还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呢？

我们常说乱世出英雄、治世有能臣。乱世施舍给英雄闯荡四方一展身手的最好环境，而治世预埋了能臣惟有服从替人施政的委曲无奈。从北洋时期到党国时代，总体上有从乱到治的迹象，可惜兵荒马乱迟滞了这个进程。虽然都是一个“乱”字，但是前者的乱，是军阀割据、无规无矩带来的乱；后者的乱，是外敌入侵、政治腐败带来的乱。

而民国这两段相对不同的时期，也各自在教育层面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何先生说：“北洋时期学校里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到了国民党时期开始推行党化教育。……学校军事化，学生全部住校，早上起来军训教官带着跑步，然后唱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类，然后喊口号，最后一个口号总是‘蒋委员长万岁’。”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其实在学生上街这方面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从此，很多无知之徒浅薄地认为，只要学生走上街头，不管什么国家大事都可以搞定。根本不管也不顾，这些学生除了一腔热血，究竟还有什么。问题的另一面是，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革命行动，导致本身的新文化运动意义淡化。

“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启蒙的时间明显拉得不够长。更为致命的是，民主和科学的根基都在自由，从此也没有多少人会去深思，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国完全水土不服。因为胜利似乎来得太过容易，只要走上街头振臂一呼就行，要得只是一点点勇气而已。

自由是什么？此后，太多人简单地把自由与性自由划上了等号，以为自由就是革命成功换老婆，那么简单，那么自然，根本不值一提。何先生对此显然看得更深。他说：“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未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可惜，自古以来，只有乱世之中的国人，才有那么一丁点儿自由，尤其是思想上的自由，那是因为政府已经无力管治，也没有空再管斗争之外的“闲事”。反正，只要这种自由没有触及独裁者的底线，也就能够彼此相安无事。但是，这种短暂的自由，并不是好的体制带来的自由，根本沾不上一点边，反而是旧体制下的特例。

人生天地间，本就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不管在什么时代，年轻人无疑都是追梦人。作为在五四运动那面已经高高举起的大旗下，感染、熏陶而成长的一代年轻人，何先生也不例外，对于“天赋人权”争自由，“当然，那时候的想法很天真，以为只要理想好，就一定能实现，现在年纪大了，想法又慢慢在变化。”

聪慧如何先生，也是在历经岁月的洗礼之后，才明白梦想的可贵，恰恰就在于梦想本身；追梦的意义，也往往存在于追梦旅程。于是，一切变得淡然，一切都会释怀。他说：“古今中外的任何时代，理论与实践，或者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而且往往是巨大的差距。过去我们想得简单，现在想来，不但目前实现不了，恐怕千秋万世之后也难以实现，就是最伟大的实践主义者也做不到。”

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颖。虽然谁都会想到这一点，谁也都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要叫人接受，就不是每一个都能欣然笑纳的，尤其是奋起抗争的追梦人，自然更加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于是，精神上的痛苦难免，人格上的撕裂必然，颓废者有之，出世者有之……反正，总得为自己找到一个出口，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何先生找到了这样的出口：“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

“世界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可是，何先生的告诫，又有几个人真正去领会，又有几个人切实去履行呢？打破思想固有的框框，谈何容易。就连自由本身，也从有些人口中的普世价值，变为可以挥舞砍人的“兵器”，容不得别人丝毫的怀疑和些许的争辩。反正，非我族类，皆是傻子，都是“五毛”。

自由，的确是普世价值，但是，民主并不一定是。当我们把民主也当成了普世价值，也许我们就会犯下先入为主的错。其实，民主只是做事的一种方法而已，更像是古老部落文明的遗存。反正，大家彼此彼此，谁也没有比谁更厉害，只好投个票来作出大家的抉择。这样，出了差错，最后失败，都只好听众命运的安排，谁也不用为此承担责任。而有能人的社会，大多是集中的，是霸权的。反正，他那么厉害，大家跟着就是了。正如，黑社会都是有大哥的。

“带头大哥”一犯错，往往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可是，从没有人想过，“带头大哥”对的时候，你为什么给了掌声。成也“带头大哥”，败也“带头大哥”，这样的评价体系，自然是不公平的。可是，偏偏在古今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于是，中国人都有脸谱，不是白脸的曹操，就是黑脸的包公。非左即右，也顺理成章地长期撕裂着中国社会。何先生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不以成败论英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中国的历史向来不重过程重结果，不看广告看疗效。何先生说：“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因此，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不仅虎虎生威，而且散发着贵族气质，拥有与生俱来的魅力，绝对是流氓刘邦所不可比拟的英雄，实在是中国历史的幸事。何先生说：“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居然能为这位“敌人”加失败者大唱赞歌，司马迁不伟大都不行。

历史任由胜利者去书写，那科学的评判标准又在哪里呢？何先生说：“虽然我们说科学具有客观的标准，可是这个客观的标准离不开主观，总是我们思想里所肯定的标准，而不是现成给定的什么东西。”所以，科学从来都是主观的科学，而不是客观的科学，毕竟是人为的科学，而且是人识的科学，虽然每个人都主观地想让科学更客观。那么，“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要做到何先生所说的这点，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说，科学是主观的人为，那么宗教就是人为的客观。科学与宗教，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的真理需要探求，而宗教的伦理只能感悟。何先生说：“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逻辑能够表达的。比如宗教，对于相信它的人来说，宗教就是真实，它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胡说八道。”其实，胡说八道的可能还有科学。因为，但凡主观的人为的科学，就必然有其认识的局限。今天的科学，也许就是明天的伪科学。虽然，“地球是平的”这样的认知，曾为人类作出过贡献；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也为中国文化积淀了厚重的成分。

善良的我们总是相信，科学的历史一直走在主观前往客观的路上，而历史的科学也同样走在虚假前往真实的途中。接受科学需要一个过程，认知历史同样需要一个过程。何先生说：“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这也正是我们在拼分数的年代，虽然考了无数个高分，却对历史并不是真知的原因。那时的历史，都是别人强加与你的历史，并非你自己体认出来的历史。

光有哲学的高度，其实也无法完整解读历史。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何先生说：“有人说，太平天国以前，中国主要的南北交通线是走江西，下赣江、九江，从南京走大运河到北京，可是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使这条路断了，陆路就得走湖南，所以湖南的经济跟着交通的发展繁荣起来。”没有对江西和湖南透彻的观察和亲身的经历，谁又能真正理解深藏其中的历史变迁呢？我们完全可以说，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南方的历史，所谓无湘不成军。此后的中国历史，深深地打上了湖南人的烙印。

我读书的年代，一如众人：学古代史，让我舒心的多；看近代史，让我憋气的多。反正，传统的东西，历史的文化，就那么回事，既不比今日强，也并不比今日差。何先生说：“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如今的我，年事渐长，反倒发觉传统的东西，的确要比今日好上许多。

其实，今天的我们并不比古人高明。中国自古以来最完美的政治架构是什么，无疑就是三省六部制。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破了头，去不加思索地学习甚至全盘复制西方的那一套。既然知道要师古而不泥古，可是又为什么师西偏要泥西呢？西方政治民主的精髓在于“三权分立”，而我们老祖宗的三省六部制，岂不就是如此吗？翻来覆去天天折腾大部制改革，而我们老祖宗的三省六部制，真得是精炼得一塌糊涂。过去就意味着封建，西化就代表着现代，可怜又可悲的中国人。当然，照搬照套并不安全可靠，用好三省六部制的精髓，倒是可以大道直行的。

何先生说：“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这样讲固然没错，但是西方的“汉堡”好吃，并不等于西方的“鞋子”好穿。我以为在参与世界的进程之中，迷失了自我，放弃了根本，同样也是胡闹。满清的“辫子”自然是要不得，但是汉唐的“魂魄”可以慢慢找回。至于只想着把皇帝找回来，那是荒唐的袁世凯搞的闹剧。不因时因事而变，不因情因势而为，旧的命就只有被革的份了。

何先生并不同意东西文化的划分方法，认为那实质上是阶段的不同。他说：“学术作为真理，本质上无所谓中西之分，真理只有一个，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西方虽然先走了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中学、西学有本质的不同，而是阶段的不同。所以不能说我们是‘西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阶段并不是西方所独有，大家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是我们比他们落后了一步，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比他们先进了，他们也照样要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确有不同，不过那是次要的，物质的近代化是大家共同的道路，虽然也有甘地、罗素这样不喜欢工业文明的人，不过人类的主潮总是不可避免的。”阶段论究竟可取与否，纯就物质层面来说事，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真要从精神层面看，想要殊途同归除非世界大同。毕竟，物质并不能代替精神，因此，答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虽然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但是老是强调自己的特色，的确会让人讨厌。何先生说：“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每人有每人的个性，每个集团、每个民族也有它自己的个性，我们不会都一样，而且肯定有不同。可是在这之上，毕竟有个共同的标准尺度，而且，普世标准才是第一位的，个性、特色则是第二位。”永恒不永恒，普世不普世，纯是想当然耳，只有天知道。反正，只要入乡，谁都会随俗。

其实，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社会，研究人性；研究哲学，就是研究人生，研究自我。何先生说：“人生不可测度，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红楼梦》一书的大旨不应解说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隐派），也不是一部自传（考据派），它的主题是一部爱情故事。它可以从诸多方面展现，但中心的线索则是宝黛的爱情。人生，尤其人生中最难以捉摸的爱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传达的，所以只能借某些外在的迹象去猜测、去摸索。两个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灵渴求而又无从把握，此其所以成为艺术的绝唱。”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

语言总是极其笨拙的东西。历史的语言，也常常会让人不知所云，甚至误入歧途。何先生说：“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诗的语言直接心灵，直表人性，自然比历史的语言来得痛快淋漓，来得真实可靠。

因此，何先生说：“我欣赏《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好友Horatio（霍拉旭）说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实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从用常识表示，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当然，没那么简单，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可知，解读的密钥在哪里呢？我以为，反求诸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从认知自我来感知世界。我们从小到大，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说来说去，要研究历史，就要研究汉唐；要看透历史，就要看透当下。何先生早已看透了当下，看透了人性，所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说：“因为凡是当了权的都喜欢说空话，什么为人民谋福利之类……”但是，没有担当的当权者，固然无可救药，而连空话都懒得说的当权者，更加令人可怕。因为这样的当权者，已经没有了最后的一丝丝人性。

书写历史是每一代人的责任。何先生说:“‘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书写历史，也要和小说一样，注意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时代之间、时代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历史更加精彩，也更加真实。但是，过于渲染矛盾也是危险的，往往会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夸大其辞，甚至会把支流当主流，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另一面，永远值得我们深思。

埋头读书则是自我的自由。“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至于，读完书后，肯不肯思考，要不要书写，愿不愿意解读，更是自我的自由。

最后，让我们琢磨一下何先生好了，这也是我们的自由。我感觉当年的何先生，纯而又纯。他说：“历史上第一帝国是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剑的帝国，它以剑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是基督教帝国（Christendom），它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第三帝国，把剑与十字架结合为一。然而这个帝国又是谁呢?我当时以为最能够担当此任的，恐怕非苏联莫属。……随着庸俗唯物论金钱拜物主义的冲击而兵不血刃地破产了。”

我感觉如今的何先生，也是纯而又纯。他说：“我们那时候也真的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帝国主义一定要向外侵略，不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不过二战以后的事实好像多少改变了这种看法，比如战败的日本、德国都复兴得非常快，但并不是靠对外侵略。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繁荣，最好是靠你邻居的繁荣，你的邻居越繁荣，越有助于你自己的繁荣，反之，邻居越穷困的话，对你越不利。”邻居穷不穷，其实与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向外侵略，那是必然。

历史虽然无法掌控，但是历史的确可以预言。何先生说：“对历史做任何预言大概都是危险的。因为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实，所谓大势所趋，正是不是预言的预言。不过，何先生的谨慎值得我们学习。的确是，历史有太多的变数，预言要十分的谨慎。

其实，何先生也忍不住要预言。他说：“中国的社会发展比西方晚了一步，所以中国的思想也比他们晚了一步，我们20世纪的思想还是他们19世纪的东西，……西方已经现代化了，所以他们的思想随之向前进了一步，而当时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化，在思想上也要有相与配套的科学实证的东西……就像走路一样，思想与社会发展这两条腿得配合着来，要是你这一步跨度太大，虽然是新东西，但不符合社会的要求，也要摔跟头的。”我并不认同“中国的社会发展比西方晚了一步，所以中国的思想也比他们晚了一步”，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是以纯西方的角度看问题。但是，摔跟头，就是一个很现实、也很难避免的预言。

当然，预言不预言，那是何先生的自由；相信不相信何先生的预言，那是我们的自由。“自由”的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何兆武先生精神上的原乡，而且也是我们共同的精神上的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