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重器

李顺亮

2013年12月6日0时49分

自从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古史辨派。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史学精英，开始大规模成系统的疑古，历史文献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渐成轰然倒塌之势。

与此相对应的是，考古学逐渐登上大雅之堂，中国地下蔚为大观的文明，开始全方位、多层次展露在国人面前。每一次考古最新发现，都能引起全社会的轰动和全世界的瞩目。社会上的人们一谈起历史，首先想到的就是挖坟盗墓，甚至误以为历史就是考古。

考古学的发展对于历史学研究的突破，无疑贡献是巨大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周与秦代文明》（2007年11月第1版），是考古学界集大成者李学勤先生的大作。历史也会有悖论，恰恰是这位考古学的标志性人物——李学勤先生，在1995年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和“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倡议，着力扭转中国古史研究中怀疑古文献真实性的大趋势。

《东周与秦代文明》不仅是一本综述东周和秦代考古研究成果的大作，而且是将考古学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知识结合起来，更好地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考古学的丰硕成果的成功实践。历史研究不易，考古断代亦难。比如，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但恰恰是这个841年，和李学勤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2003年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铜器，证明“共和”不独立纪年，使上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大的政府工程之一的断代工程，陷入了基点被毁的尴尬之中。

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四十二年逨鼎细部

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8c88a78101011j2r.html

共和元年此后不久，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按：王红亮《清华简〈繫年>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摘要云：《繫年》中所谓的“周亡王九年”即周幽王九年，亦即公元前773年，此乃周平王元年。东迁实际上在周平王三年，即公元前770年），东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李学勤先生说：“有学者研究指出，周代的诸侯国并不像有些人所想是独立的政权……”其实，关键要看这些政权的权力之源来自于谁，如果是因周王室分封而来，并且对周王室承担着相应的义务，则其必然不是“独立的政权”。但完全用今天的政治观点来观看古代中国，纯粹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叙述古代社会，往往会越弄越糊涂。

先生说：“外国学者有时用‘原史时期’（protohistory）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很显然，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他把文献和十三成果综合起来，把东周时代划分为七个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

我们可以说，秦文化与楚文化之相争相融，是战国季世的显著特征，其影响甚至及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秦文化经过商鞅的改造，其本质已经衍化成法家文化；而楚文化则自始至终都显现出道家特征。汉世之初，实为外法内道，二者共治天下。而汉武帝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需要打破这种政治文化格局，毅然高举起儒家大旗。于是，外法内王（王道即儒道）便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流传以至于今天。而道家文化的影响，则仍在社会的底层居于统治地位。知识分子进则儒以治世，退则道以出世，成为亘古不变之真理。

其实，不管是什么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来说，似乎都不是直接冲突的。先生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向人们提示了楚国传流的黄老道家的思想面貌，使大家认识到，起源于南方，并在齐国有所传播的这一学派，也是主张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而管仲也是一个奇怪的人，他既被推尊为法家，可是他的著作《管子》传统上却列于道家。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揣测，齐国是来自南方楚国的道家渗透非常严重的地方。于是，这里的法家，自然而然显现出道家的身影。同样，儒家与道家在这片土地上，也是相融共存的，以致孔子还问礼于老子。

问题是，历史再一次出现了悖论，儒学居然就是误民亡国之学，因为会导致“民务名而战士怯懦”。先生说：“中山该时贵儒学而忽略了武备，恰与赵武灵王的政策相反。华夏的赵国学习胡服骑射而终于吞灭中山，白狄的中山则以举士朝贤而归于衰亡，不能不说是东周历史上饶有意味的事迹。”他认为，中山的华化和儒学在中山流行，和魏国一度统治该地有关。后来的中国历史，也一再证明儒学昌盛的朝代，必然是文弱的时代，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有宋一朝。儒学安的只是知识分子，从来就难安天下民生。

儒学的大本营——山东曲阜，就有文物在无声地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劫难。先生说：“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所谓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在曲阜进行试掘。次年秋，又作了一些补充工作。试掘的疏狂主要在西汉鲁灵光殿遗址，发现了有‘鲁六年’等字的北陛刻石。这块刻石现藏于曲阜孔庙，其余发掘和采集的遗物，当时均运到日本，存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每一次战争，似乎都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文物掠夺。这不仅是中国文物的悲哀，无疑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侵略者并不会因为这里是儒学大本营，就手下留情。

曲阜西汉北陛石

详见：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4-23/3838884.shtml

和曲阜有关的历史还有很多很多。最为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也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莫过于盘庚迁殷，就是从奄，即今天曲阜旧城东，一直迁到了殷，即今天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那时的曲阜，虽然还没有诞生儒学，却显然更加美好，让商朝的旧贵族不舍离去，以致盘庚费了好大的力气，甚至要对不从者发出灭族的威胁：“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

历史上的盘庚迁殷，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似乎凡是迁都，都是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不纳贡称臣，我们知道是要付出代价的。公元前649年，黄国又拒绝向楚进贡，次年被楚攻灭。其实，迁都迁不好，也会迁出祸根，蔡国就是明证。蔡国本来是都于今天河南的上蔡，蔡平侯依附楚国，把国都搬到了今天河南的新蔡。但是，“蔡昭侯为了依靠吴国，迁都到东面的州来，在今安徽寿县境，时在公元前493年。两年后，蔡国大夫怕昭侯再向东迁，命人刺杀昭侯，立其子为蔡成侯。”一国之君就这样迁都迁的命都丢了。

其实，州来原本也是西周晚期长江、淮河下游地区的小诸侯国。势力范围包括整个淮南市、凤台县和寿县的一部分。州来国小命却不短，历经三四百年之久。历史上这一带可谓兵荒马乱。春秋时楚灭州来国，为淮北楚之州来城。之后，吴楚相争在这一带上演，一会儿是吴国地盘，一会儿又成了楚国属地。直到战国之时楚惠王灭蔡，下蔡仍属楚地。此后，秦楚争霸又再次在这一带登场。长期立于危卵之上，这里的老百姓求生手段也别出心裁，于是演绎出了“朝秦暮楚”的故事。

州来的国都就在今天的凤台县城。凤台一中校内有一棵三国古银杏，傲立在凤台城北，据说是东吴大将周泰花园的观赏植物。在中国，古树一般都会被赋予神性，这棵古树自然成了当地群众崇拜的对象。不过，没想到的是，这棵古树也是日本侵华的罪证。1938年7月，日军占领凤台，居然在树上搭起瞭望哨。一天夜里，古树惨遭雷劈，日军不得不撤去瞭望哨，龟缩到碉堡之中。

考古有助于解决一些历史难题。北宋得到的秦公镈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历来争论不休，究竟是哪一个秦公呢？1919年甘肃天水出土了秦公簋，此秦公镈和彼秦公簋系同一秦君所作。先生从形制、纹饰和作风判断，并且结合铭文考虑，认为彼秦公簋是秦成公所作。那么，此秦公镈也就有了答案。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了镈三件、钟五件，器铭金文的文辞相同、风格相近，同为周秦一系雅正之作。先生则从铭文推知是秦武公的东西。

考古对于历史的贡献不少。考古的成就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来说，千万不要过于怀疑古人的智慧。比如，作为总称的二十八宿，见于《周礼·冯相氏》。有人主张中国的二十八宿是由印度或伊朗传入的。至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长期以来被指为汉代较晚才产生。先生说，湖北随县“擂鼓墩这具二十八宿图漆箱的发现，足以纠正流传的错误观念。”

南北文化的交相辉映与互动交融，是东周与秦代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南方兵器向北传播，北方带钩向南渗透，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前者兵器是战争文化的代表，后者带钩是服饰文化的范畴。南方兵器上面是有鸟书的，在万荣贾家崖出土了一对吴王子于戈，它的铭文就是鸟书与虫书。郭沫若先生在《周代彝铭进化观》里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

兵器本是凶器，可是上面的鸟书却文雅有余，文武之道就这样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特别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的阴阳观。中国鸟虫书的研究，肇始于容庚先生。据说，鸟书的构型规律有以下六种：在文字上增加一个鸟形，在文字上增加双鸟形，寓鸟形于文字笔画中，增、简化之鸟形、虫形，在文字上增加虫、爪形，在文字上增加其他纹饰。

作为先秦篆书的变体，这么古老的鸟书居然在三明境内还有身影，却是我没有想到的。2013年11月6日《三明日报》报道了《黄景波和他的“鸟体字”》。更令人惊奇的是，清流县赖坊乡这位古稀老人，居然是从自己100多年的古民居内前人留下的楹联中，“偷师学艺”琢磨出了一手“鸟”字。

这篇报道说：“黄景波发现，家中这些对联的‘鸟体字’，都是以鸟为基础原形，先装鸟头，再配鸟尾，中间以字为鸟身。书写时，中间字体可以随自己任意选择，但必须以鸟头为走向，顺势而为……”于是，我们只能感叹文化真的能够穿越时空。

使用带钩的革带，本来是北方胡服的特色。《楚辞·招魂》说：“晋制犀比，费白日些。”“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中的词人柳永自然是需要带钩的，不然他的衣随时都会解开。带钩甚至还有你我想不到的功用。”《国语·齐语》中记载，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齐桓公说的正是管仲追杀而带钩救命的故事。

文化从来都无法人为阻隔。从东周与秦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之中，也可以看出一二。东周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征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秦国铜鼎腹浅足肥，制作粗劣。楚国铜鼎形制繁多,均为高脚。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功用逐渐消失。不仅合范法高度发达，而且失蜡法也开始应用。同样，也是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盘尊的出土，推翻了中国秦以前不曾掌握失蜡法这一先进技艺的观点。不过，湖北随县亦是楚地，属于当时的南方之地。难道是有地域分野？南方多用失蜡法，而北方多用合范法。

先生说：“东周时代的青铜农具并不像有的人所说只有零星的发现，而是已有相当多的材料。”看来也是与地域有关系，南方多铜，且种稻，故这种铜农具更多。但使用到哪种程度，哪些范围呢？是农具的主体吗？我以为青铜农具当是富家所用，并不是人人都用得起的。且青铜农具看作钱虽不正确，但因其时青铜贵重，与钱无异。如果人人皆用得起，则王朝抑或权贵用青铜铸鼎就毫无意义。

我们再来研究淮夷为什么会被讨伐。难道只因为他们是异族，文化上与中原有太多的差异？事实上，看来淮夷的悲惨命运，恰恰是因为他们地处淮河一带，与其阻碍了“金道”有一定关系。这是所谓的“金”，其实就是铜。而东周时的铜，多来自南方。先生说：“青铜器曾伯（上雨下桼）簠铭文，也提到伐淮夷后，‘金道锡行’得以畅通。”

先生说：“但是，陕、甘地区春秋中、晚期秦墓多有仿铜器的彩绘陶器。到战国前期的第四期墓，开始出现陶车、陶牛、陶囷之类陶模型，为汉墓普遍存在的各种陶模型的先声。”这似乎是秦地经济不够发达之证明，用不起青铜，只好用陶来仿照、来替代。同时，也说明青铜来之不易，极其贵重，只有国之重器才会也才能用到青铜。

毋庸置疑，青铜器是那个时代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看一个地方文化的原始与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完全可以拿那个地方的青铜器来说事。从青铜器来考察，吴越文化的发达，就有令人不可思议之处，至少与秦文化表现出来的古朴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相比，不知精美了多少。先生说：“以上徐、吴、越等国，都有一篇长篇的铭文，除人名有特殊性外，甚至比中原某些器铭更觉典雅。”

于是，我们知道，《国语·越语》记载范蠡所说的“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鼍鱼鳖之与处，而蛙黾之与同渚。”只是越国的生活状态，并不能代表文化原始。先生也说：“或以为越国长期处于原始状态。实则从青铜器看，如越王室的者氵刀编钟，也反映了高度的文化和深刻的华夏化。”反之，偏居北方的燕国，倒真是有些落后的。先生说：“以模仿青铜器的陶器随葬，可能是战国前期燕国风行的习俗。”而我以为，应当是经济不发达，国力不强所致。

但是，文化的独特性同样是相对存在的。吴越文化就有自己的特殊器种。先生说：“例如口向上的敲击乐器钲，即钲铖，为军中所用，可能是继承商和西周初南方铜铙的传统。钲铖之名，到汉代仍在使用。”而三明境内的建宁就有一座金铙山，此山得名是与闽越王到此游猎遗失金铙的传说挂在了一起。这里所说的金铙，实际上就是铜铙。

1990年三门峡市出土饕餮纹铜钲，为虢国墓地M2001所出土唯一一件钲

青铜与陶器，其实站在了一个世界里的王公贵族与普通大众这两端。前者以青铜为重，后者以陶器为用。先生说：“1954年，在WST15出一陶盆残片，口沿刻‘王’字，有可能系王城省称。”此种说法当属臆说。陶盆刻“王”，还不如说是王姓人家的标识。吾家乡里人家大多如此作记号，以标明此物的权属。之所以要如此，又因乡里人家一遇家中红白喜事，需要大宴宾客，就会四处借来食具桌椅，非大户、大大户人家，单靠自身力量，是不可能备有这么齐全的物品的，也根本没有必要。每次大型宴请之后，认记还物再道声谢，浓浓的乡里邻情就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