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上的世界心底里的天地

李顺亮

2012年7月30日0时32分

对于中国古代史而言，日本人的历史研究往往有其独到之处。林巳奈夫先生就是其中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位。

日本人治学之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刻在石头上的世界:画像石述说的古代中国的生活和思想》（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第1版），是林巳奈夫先生的著作，对于有心治学的中国学者来说，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且看林巳奈夫先生在书中的后序中，是如何说的。

“如果用透写纸摹写的话，能够看清楚本来模糊的地方，发现这一好处之后，我就决定把所有相关资料一一摹写下来，大概花了四五年的工夫，总算实现了这个目标。”

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拓本”的变种。“所谓‘拓本’是一种复制技术，把湿纸紧紧地蒙在凸起或凹下的文字或图像上面，趁半干的时候用蘸了墨的布团敲打，物体的凸凹在纸上呈现为黑白。”林巳奈夫先生发现，“当雕刻非常浅淡的时候，拓本比实物的凸凹对比更加明显，所以特别适合画像石的欣赏。”

别说用四五年的时间来摹写，就是叫如今的中国学者，用四五年的时间来写一本书，估计都很难做到。在如今一切讲究速成的时代，用四五天的时间搞定一本著作，恰恰是一些中国学者所期盼的。毕竟教授的头衔重要，岂可如此治学误自己功名呢。

林巳奈夫先生说：“看画像石的时候，自然会问：到底是什么人在做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人物的性别、标志着人物身份的穿戴、手里拿的东西、乘坐的东西以及画中器物的用途等等。”其实，说到底，我们就是渴望透过石头上的世界，看出古人心底里的天地。而这古人心底里的天地，恰恰就是历史上文化的本来面目。

古人有古人的活法，画像石的世界里，形与神俱在，灵与魂重现，真的是栩栩如生。“根据公元前2世纪的哲学著作《淮南子》，或者和画像石同时代的字典《说文解字》的记载：在人类的灵魂之中，赋予肉体以活力的，具有‘阳’的性质的部分被称为‘魂’，死后升到天上。具有‘阴’的性质，与肉体永不分离的部分被称为‘魄’，死后归于大地。”阴与阳、魂与魄，彼时代的思维与意识，在画像石里得到了永生。

魂是可以与人分离的，是阳的，所以一个人的魂，是可以被人或者鬼勾去的。我们常说一个人丢了魂，就是这个人的魂被勾去了。因此，年轻小伙看中了自己心动的女人，自然难免魂不守舍。但魄与人是不可分的，是阴的，所以再动人心魄的东西，也只是让人心动，并不能真把人的魄拿走了。看来，魂是与人的神相关的，而魄是与人的心相关的。

人生到最后，必然是尘归尘、土归土。白日见鬼之事，再也不可能了，更不必有所害怕，因为心不动而魄已停。唯一可以寄望的，便是神在了。此神是人之精神，此魂是文化之魂。精卫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化为精卫鸟，日衔西山之木石以投东海，便是一种精神，更是文化之魂。于是，精卫填海演化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为古往今来之人所咏叹，就连顾炎武也留下了《精卫》以明心迹：

画像石的使用，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我的朋友杉本宪司认为，汉代墓葬中的壁画和画像石就是从供奉在坟墓中的人偶或器物模型演变成绘画的结果……”

从秦史来说，丧葬风俗经历了一个从人殉到人偶的转变。秦缪公死时殉葬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舆氏三人,亦在从死之中。《史记》引述君子曰,“秦缪公……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之乎?”这一次的人殉，对秦王朝来说是一次大破坏，“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因为把良臣也从死了。为此，秦元气大伤，多年不振。

人殉残忍的问题，是后世之人的看法，对当时之人只是风俗习惯而已，甚至有资格从圣德的君王死，可能还是一种光荣。甘小华在《略论秦的人殉文化》中说：“人殉与人牲是不同的。人殉一般与墓主埋在一起,多为墓主的妻妾或者近臣,对墓主起到侍奉或拱卫的作用;而人牲一般埋于特定的地点,可以是墓室以外,多为奴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04期）当然，不管是人殉还是人牲，都是以生人从死为代价的，都是在破坏生产力，都不足取。

秦亡汉兴，从人殉到人偶，再到壁画和画像石，一来说明社会在进步，观念在变化，二来说明秦治国以法，而汉治人以德。当然，画像石不仅更能全方位展示，也更为精美绝伦，不仅更能满足安慰灵魂的需要，也更能符合当时人的审美情趣。“当时的人们认为，不管是凡人还是鬼魂，为了生存下去，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完备还远远不够。”画像石的出现以及大范围使用，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

法实为武，而德实即文。以法治国实以武治国，则国短；以德治人即以文治人，则国长。历史就是这么奇怪，秦为苛法严政而国亡，汉以约法三章而国兴。道理似乎很简单，但是时势常常弄人，以国为戏之事不绝于耳。画像石中的世界，亦不免于此，武器与战争的场面并不鲜见。“武器架的左侧有一匹马系在柱子上，柱子脚下放着饲料桶，柱子上面有只猿猴。当时的画像中，往往会在马的附近画有猿猴。”林巳奈夫先生看到了马与猿猴在一起的现象，却没有看出这是在追求“马上封侯”的深意。

不管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其实都是魄已散而魂仍在，积淀成了影响后世子孙的文化。比如吃喝玩乐，在我们的文化之中，经常遭人批判。其实，之所以批判，却是因为它是人人所求。这样的悖论同样发生在古人身上。“当时，有句话被认为表达了所有人的愿望，经常刻铸在日常使用的青铜镜上，其中讲道：‘上泰山，见仙人，食玉英，饮澧泉，驾蛟龙，乘浮云。’”

画像石中，这样的景象十分常见。看来古今难变，人生在世，吃喝玩乐少不了，哪怕人没归西，最担心的依然是没吃没喝、少玩少乐。“长话短说，中国人的来世观基本上认为死者的灵魂和埋在土里的尸体一起在地下生活。”连吃喝玩乐没有了，灵魂如何能安呢？中国人一向实在，没有人认为九泉之下的灵魂安身之地是极乐净土。每年扫墓如果没给亲人上些吃的、烧些纸钱，就会愧对九泉之下的亲人。

但是，吃也不是那么好吃下去的，因为吃而引出的悲剧，古来不少，画像石里就有关于吃的垂训故事。山东省嘉祥县的武宅山与宋山，分别刻画了专诸炙鱼和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专诸的烤鱼好吃，但是也会吃出问题，鱼腹之中的利刃，要了吴王僚的命。后来，荆轲刺秦王的图穷匕见，其实是这个故事的翻版，只不过把烤鱼换成了地图，利用的都是帝王的“胃口”。“胃口”小得可怜，只求一时口福的吴王僚一命呜呼；“胃口”大得要命，图谋吞并天下的秦王政逃过一劫。晏婴的两个桃子，居然杀了三个勇士，更是让人为之感叹。自古以来，吃与政治斗争就有不解之缘，而楚汉之争时的鸿门宴，更是把这种缘份推向了极致。

有吃就有穿，我们来看看画像石里三皇五帝的穿着打扮。林巳奈夫先生在此下了一番功夫，让我们了解了画像石时代对于三皇五帝的认识。伏羲与女娲的形象总是相伴出现的，这在三皇五帝中是一个特例，足见他们在后人心中的地位无从能及。伏羲是“戴着冠、拿着曲尺”；女娲则“以布包头，插着发簪”。曲尺是木工师傅的标志性工具，伏羲拿着曲尺，难道他是木工这个行当的祖师爷？林巳奈夫先生认为，这是当时的制图用具。这当然也说得通，因为画像石的说明文字云：“伏羲者苍之精，初为王业，画卦结绳，以治海内。”看来，伏羲的曲尺是拿来画卦用的。其实，我认为，伏羲拿曲尺与木工、画卦虽然都有关系，但是这个曲尺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秩序。实际上，林巳奈夫先生自己已经提到：“与伏羲带来了人类社会的秩序相对，女娲确立了自然界的秩序。”既然这样，他仍然仅把曲尺当作制图用具，就有些奇怪了。绳的作用也是很大的，结绳能纪事，甩绳能造人。伏羲结绳，女娲甩绳，一条绳串起了人类的古与今。

三皇之中的神农与黄帝穿着显然不同。神农是“头上包着手巾之类的东西”，“穿着带袖筒的劳动服装和短裤。”黄帝则“头上戴着细长的板状的冠，前后垂下波状的饰物。这是黄帝最早开始制作的一种冠，称为冕。”“上衣齐腰，下着长袴，垂至脚踝，这叫裳。上衣和裳之间，露出了另一件衣服的下端，垂到膝盖以下。有人认为这是在举行仪式时穿的围裙。”

五帝中的颛顼，“头上戴着和黄帝一样的冠。上衣比黄帝的长，也没有黄帝画像中的围裙。与黄帝画像中类似的带子的尖端，从上衣底下露出来。”帝喾“穿戴和黄帝都很相似，也带着和黄帝一样的围裙。不同的是从上衣底下露出带子的尖端。”帝尧“冠、衣服以及围裙（？）等都和黄帝一样，不同的是没有末端尖细的带子。”帝舜“冠和衣服与颛顼基本相同，只是上衣底下没有露出带子的尖端。”夏禹“头上戴的东西形似草帽，右手拿着前端分成两股的锄”，“上衣很长，有袂，袴也很长，不是劳动者的打扮。”不过，林巳奈夫先生关于夏禹的看法似乎不对。夏禹头戴帽手持锄，正是劳动者的样子。那么，“上衣很长，有袂，袴也很长”，同样应是当时劳动者的打扮。

穿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是多种多样的。林巳奈夫先生说：“五帝都带着相同的冠，姿势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动作和服装的细节上略有变化。”这就说明，画像石时代的人认为，五帝作为天下的共主，在文化上的差别并不是非常大。但是，三皇显然不是如此，神农与伏羲、黄帝之间的文化差异，实在是大得惊人。神农倒是与祝融有些像，祝融“从脑后到脖颈包着一块布”，“是手巾之类的东西”，“上衣带有筒袖，下摆长及膝盖”。可以这么说，在三皇时期，不同部落文明的碰撞与斗争，显然是中国这片古老大地上演的主要内容；在五帝时期，不同部落文明的融合与共存，就替代成为时代的主流。

古人有古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旨趣，今天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他们的眼光，去理解他们的世界与文化，而不是简单地嗤之以鼻或者一捧向天。比如，发与须的问题，就是历史以来的一个大问题。

林巳奈夫先生看透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当时的男人非常重视头发和胡须，几乎仅次于生命。公元前3世纪的秦的法律问答中记载着：‘如果与人殴斗，绑住对方，将其胡须和眉毛都拔掉了，该当何罪’（把男人视如生命的头发割掉）削成光头，罚他做筑城的重体力劳动。古典《周礼》记载了公元前1千纪的周代的制度，比死刑罪减一等的是削去头发的刑罚。”

事实上，发的问题在历史上也成了与性命相关的大问题。“提起刀人人没法，拉下水个个低头”。这是旧时理发店的一幅对联，说得既是实话，也是笑话。但剃头这个行当，却与满清有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人。”清政府入关后的“剃发令”，让可怜的汉人不得不违背《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教诲。可是，这个满清的辫子一长之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致命伤，以至于辜鸿铭也拿辫子说事。不割满清小辫子的他，给了北京大学学生一个精彩的回答：“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其实，满清割掉的是汉人的血性，从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人皆为顺民。

从发延伸到冠，显然越来越重要，所谓“君子死，冠不免”。《卫康叔世家》云：“太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割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因此，古人把免冠当作谢罪的最好方式，与负荆请罪一个道理，最为让人感动。《战国策·齐策六》：“ 田单免冠徒跣肉袒而进，退而请死罪。”冠如此重要，于是冠成了权力的象征，免冠就等于免职，挂冠就成了辞官。《后汉纪·光武帝纪五》：“（逢萌）闻王莽居摄，子宇谏，莽杀之。萌会友人曰：‘三纲绝矣，祸将及人。’即解衣冠，挂东都城门，将家属客於辽东。”

连身上的发与须都这么重要，那么作为身体器官的鼻和口，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林巳奈夫先生说：“在本书所谈论的制作画像石的年代，人们认为鼻子是非常重要的器官，它从天那里吸入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精气，送入内脏。‘魂’即阳的灵魂，依靠鼻子所吸入的天的精气而维持其存在，在人死之后回归天上；与此相对，‘魄’是依赖通过口所摄取的地上的果实的精气而得到滋养，在人死之后归于大地。”原来，鼻子与灵魂直接相关，而气魄则与口密切相连。

鼻与口是魂与魄进出的门户，事关门户的东西都是紧要无比的。小时候无知的我，常以大人所言凡物皆有神至为可笑，更不明白的是，换下的牙齿居然要往自己的床下扔。长大以后才终于明白，其实万物有神，恰恰让人类对自己身处的自然，总是怀有一丝敬意。而这种敬意，让人克己复礼，不破坏、不浪费资源，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键。

而万神之中，最让小孩子惧怕的无疑是灶神。灶神有些儿类似长舌妇，每年春节之前必定上天呈上家长里短。“谗言三至，慈母投杼。”连曾子的慈母都经不起三谗，更何况其他人，可见三人成虎的可怕。童言无忌、童心未泯，说的错话最多，干的荒唐事也最多，自然最怕负责告状的家伙。

但是，对于大人来说，灶神也就一年敬上一次，他们盯得最紧也最喜欢的却是门神。自从大唐李世民把尉迟敬德与秦叔宝二位请来当了门神之后，天下的门神从此定格。大唐以前的门神是另一番模样。晋代干宝《搜神记》曰：“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饰桃人，垂韦索，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象虎眠，以驱不祥。”不管门神长什么模样，大人自然喜欢门神，可以守个严严实实，保一家平安。小孩恰恰相反，最不喜欢门神，门外就是自己向往的可以自由嬉戏的广阔天地，讨厌的门神总是挡住了童年的欢乐。

不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与门息息相关的门环，居然也有一个门神，那就是田螺之神——蠡。汉太山太守应劭撰、王利器校注的《风俗通义》中云：

门户铺首。谨案：百家书云：「公输般之水上，见蠡，谓之曰：『开汝匣，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般遂施之门户，欲使闭藏当如此周密也。

林巳奈夫先生注意到这个故事。他说：“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完全是编造的故事，数年前才知道并非如此。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青铜制祭祀用具的装饰图像中，有表示田螺的象形文字，追踪其图形变迁，在与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代的门上的神像中，找到了其后裔。”

蠡作为门神，守卫着人间的门户。而守卫着天上的门户，却是美丽的凤凰。林巳奈夫先生说：“从公元前2千纪晚期开始，凤凰被认为是天上最高神的使者，背负着最高神的权威，守卫着门户，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制作画像石的时代。”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凤凰一般是吉祥的象征，有凤来朝代表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林巳奈夫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凤凰还是天之四方之神之一，免征着南方、夏天、暑热和旺盛的阳气的力量。可以认为雕刻凤凰是为了增强被配置在门扇中央的神的阳力。”

凤凰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林巳奈夫先生的说法，自有其可以圆说的地方。他说：“有时会用老虎取代凤凰的位置，它也是天之四方之神之一，象征着西方、秋天、寒气、刑罚和杀戮。它的存在足以震慑企图侵入的恶神。”不过，我认为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中国人历来讲究阴阳之道，最会用辩证的眼光看世界，一方面，期盼着把假、恶、丑的东西，全部挡于门外；另一方面，也渴望着真、善、美的东西，能够降临于府内。既可用凤凰把门，又可用老虎守卫，二者看似互为矛盾，实者中国人常常希望左右逢源的理念，恰好在门神上得到了和谐统一。

有家就有门，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画像石里的市场同样有门，与今天一般意义上开放的市场显然有别。林巳奈夫先生说：“……大型的市场，四面围墙，其中三面设置了宽阔的大门。画面上方的门上写着‘北市门’，左边的门上写着‘东市门’。”最好玩的是，这些门的开关，居然听命于“市楼”中的鼓。“……‘市楼’，是管理市场的事务所。二层楼的房檐下挂着大鼓，是用来通知市场开门关门的。”

所谓晨钟暮鼓，不查百度不知道，一查也是吓一跳，里头的道道不少。唐代实施晨钟暮鼓，鼓响，城门关闭，实行宵禁；钟鸣，城门开启，万户活动。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写《李娃传》提到：“久之日暮，鼓声四起。姆曰：‘鼓已发矣，当速归，勿犯禁!’”但是，汉魏时期，报时方式却是晨鼓暮钟，恰恰与唐代相反。汉蔡邕撰《独断》记：“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即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在画像石的时代，那个鼓声只命令开门，与关门无关，林巳奈夫先生只说对了一半。

不管是在天国还是在人间，天马行空都是为人所向往的。那不是一般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至高境界。

林巳奈夫先生说：“人们一般认为，即使仙人可以遨游全世界，毕竟还是需要借助某种交通工具来飞行。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著作《庄子》的开头写道，在姑射山住着神人，乘云气，御飞龙，遨游至世界的尽头。”

有云的地方，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山上有云，海上有云，天上有云……那都是神仙或者鬼怪的居所。究竟是神仙还是鬼怪的住处，就要看云气的颜色了，祥云里头自然是神仙，黑云下面肯定是鬼怪。因此，彩虹自古以来就是人人所盼的好兆头。人类是很难到达这些地方的，只有鸟儿可以高飞。于是，用云气或者飞鸟来表现，就成了画像石的常用手法。

林巳奈夫先生说：“画像石经常用带着黑点的弯弯曲曲的线来表现云气，表明画面是天上的世界或者神话故事中的场景，而不是现实世界。从地面以及其他地方探出来的鸟头，是含义相同的绘画主题。”不管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后的魂，想要到达这些地方怎么办？无非两种办法，一是凤凰一般的飞禽来载，二是麒麟一类的神兽来驼。孙悟空的办法其实是最累的，老是要自个儿翻着筋斗云。这对淘气好玩的猴狲，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对人来说，却会苦不堪言。

对于一般人来说，凤凰与麒麟不敢妄想，天马倒是可以一求。毕竟，马本来就与人密不可分，而中国人也把马用到了极致，再用到灵魂的世界也无可厚非。“在公元前2千纪末，中国刚开始使用马车的时候，是在一根车辕的两侧配着两匹马，与近东和埃及等地的马车构造相同。虽然这种马车在以后也曾长期使用，但是在纪元前后，被两根车辕之间系着一匹马的方式所取代……”

当中国人的马，也是够苦的。老外两匹马拉一辆车，而中国非得一匹马拉一辆车。“从马的前随根部到颈下，围着皮革，与车辕连接在一起，马可以用全身的力气来拉车，格外高效。这堪称中国的一个先驱性发明。”其实，中国的马这么苦，问题正出在中国没有多少马。画像石的时代，是中国马儿少之又少的时代。《史记·平准书》云：“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汉武帝更是为了天马，两次兴兵西向大宛，得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史记·大宛列传》）。于是，“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并作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记·乐书》）。

画像石里的天马，并不仅仅是为了征服，更多地是为了让灵魂可以四处逍遥。林巳奈夫先生说：“日常使用的青铜镜的背面往往铸刻着吉庆的字句，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愿望，其中引人注目的字句之一大意是：‘四方的野蛮人都降服了。对中国而言可喜可贺，人民可以休养生息了。因为北方的夷狄都灭亡了，所以中国全国免税。”

无论天国还是人间，中国人的梦想最实在，哪怕过着再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天马所行的空，仍然不是超越一切政治范畴的空。能够四海安定，能够休养生息，能够全国免税，已经够让人幸福与满足，那就是世外桃源般的世界。

有一个神，是大人小孩都害怕的，那就是雷神。在我的家乡，被雷打死的人，都被人认为是十恶不赦之人，不是今生就是前世，犯下了太多的罪过。在画像石的时代也是这样，林巳奈夫先生说：“据说当时在雷鸣之际，人们会以头抢地，以掌自掴，拼命祈求原谅自己的罪过。”

不过，聪明人总是有的，可是聪明人注定孤独。林巳奈夫先生说：“在2世纪末完成的著作《论衡》中有一章叫《雷虚》，里面写道：画家在画雷的时候，会画一连串的鼓的形状，又画一个像是力士的男人，说他是雷神，用槌打鼓发出来的声音就是雷声。世上的人都很相信这种说法，其实完全是无稽之谈。”《论衡》是东汉王充的大作，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雷公的威力实在太大，别说当时，哪怕后世，人们都宁愿相信有雷神的存在。其实，对于雷神的尊敬与崇拜，可以让人少一份恐惧，多一份安全感。神如人一般，总不至于傻到对尊敬与崇拜自己的人下手。但是，雷公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自然有不同的解释。我国古代神话里的雷神就不止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出自《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黄帝还有个搞医疗的臣子名叫雷公，其事迹已不可考，只知他曾派使者采药，使者迷路而化做啄木鸟，有人认为后世雷公总是一副鸟脸的出处，或许就在这里。

明清时代，雷神的形象趋于统一，其标准形象概为《集说诠真》中所述：“状若力士，裸胸袒腹，背插两翅，额具三目，脸赤如猴，下颏长而锐，足如鹰颤，而爪更厉，左手执楔，右手执槌，作欲击状。自顶至傍，环悬连鼓五个，左右盘蹑一鼓，称曰雷公江天君。”“下颏长而锐”，正是雷神的尖嘴，这样的“雷公嘴”与鸟嘴无异。

看来，雷神或者雷公和鸟之间，也有不解之缘。不仅雷神自身长着一副鸟嘴，而且最先听到雷声的也是一种鸟——雉。林巳奈夫先生说：“《汉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雉听觉锐敏，比人能够更早听到雷鸣。所以，在记载每个月的各种风俗仪礼的中国古典中，以雉的鸣叫来作为季节变化的关节点的标志。”

惊蛰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重要节气，一个惊雷惊动的是万物，标志着万物从此开始复苏。而最早听到雷声的雉，自然也是为人所重视。陨石向为世人所重，认为是报喜的兆头，似乎正因为坠落时的声音如雉鸣。《晋书·天文中》云：“流星之类，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鸣，天保也；所坠国安，有喜。”坠落人间时发出雉鸣般报喜声的陨石，是人人乐见的好兆头；而滑向天际无声的彗星，则永远只能是凶兆。

看来，殷殷这个词很怪，既可以用来形容雷声，又可以用来形容雉鸣。汉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汉书·郊祀志上》：“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颜师古注：“殷殷，声也。”雷声让人惊，而雉鸣让人喜，殷殷真是让人又惊又喜。难怪，秦穆公会为了抓两只雉，派人进行大规模的围捕。而抓到了雌雉之后，秦穆公建立了祠堂举行祭祀时，又听到了雷电的声音，看到了四射的光芒……

这个雉，后来因为刘邦的吕雉，避讳成了鸡。只可惜，秦穆公抓得是雌雉，并不是雄雉。既然抓的不是雷公，只是雷母，当然只能成就霸业，而不是永垂万世的王道了。更可惜的是，无限美好的人间对于个人而言，也仅是一时一世，九泉之下，唯有用画像石来聊作灵魂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