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窟窿

李顺亮

2010年12月13日23:52

其实，历史也是有窟窿的，正如天之有黑洞。只是一般人看不见这个早已存在的窟窿，虽然上面并不一定用水泥封了个严严实实，或许仅仅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

对于历史的窟窿，虽然历朝历代皆有人捅，但是就算侥幸捅开了，也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掀不起什么大的波澜，更不用说撼动中国历史的根基了。可这个历史的窟窿，遇上了顾颉刚先生，就是它的不幸了。早在解放前，这个窟窿就被顾师给捅大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把中国上古史撕扯得体无完肤。从此，中国上古史一片慌乱。

于是，那曾经的信史不再让人相信，疑古反而成了时尚，对于中国历史的怀疑，甚至有人走向了极端，到了否定一切历史的程度。既然纸上的历史不可靠，就逼着更多的人转向了地下的历史，考古在上个世纪的中国风头渐展。没有考古实物资料支撑的纸上中国历史研究，简直就成了无法理直气壮示人，没有真凭实据、难以自圆其说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研究的进展，尤其是大量的考古实证，如今，这个历史的窟窿已经补得差不多了。至少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由于断代工程的成果，在大的历史层面上，已经基本没有人再心生怀疑了。三代既然是可信的，那么谁又敢怀疑五帝的存在呢？当然这些五帝究竟是不是多个文化源头的祖先，究竟是不是被当年汉代的那些“后人”人为地整合在一个历史体系之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虽然今天的我们不能再不顾一切地一味疑古，但是顾师开创的大胆疑古的精神仍就不可丢。大胆疑古，小心求证，仍是今天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试金石。要真正看清中国的上古史，尤其不能绕过顾师“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个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历史之中，阴阳五行的产生及其衍生的历史，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4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就是顾师解开阴阳五行与秦汉历史关系的经典之作。王煦华先生在此书的前言中说：“顾先生之所以写这些内容，就是要说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由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为了适应于当时统治者的不同阶段的需要，用五德终始说来编排的各种古史系统而形成的。”

“我们只要记得了汉初的五色天帝，转了几转的王莽的五德说中的人帝，又记得了阴阳五行的方位和生克，就好像拿了一串钥匙在手里，许多门户都可以打开了。”顾师把这把钥匙交给了我们，让我们看清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相。

“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名，取法五行。五行更生，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古人王肃已经对此看得很透了。但古往今来，真正跟上王肃思想的，又有几人呢？顾师算是一个，他把王肃的这些话拉了开来：“五行是自然界的现象，并非怪物；明王死了才配五行之神，也没有什么神秘；明王既非感五帝之精以生，当然有他们的人世的祖先：这是王氏的一贯的见解。”

诚然，“战国是一个大时代，什么都须创新，然而‘创新’的事业却掩护在‘复古’的口号之下”。“战国大都是有意的作伪，而汉代则多半是无意的成伪。”揭穿了历史的真相，却又不一棒子打死伪货，就是顾师的高明之处了。他说：“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战国史里，把汉代的伪古史也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汉代史里。这样的结果，便可使这些材料达到不僭冒和不冤枉的地步而得着适如其分的安插。”

当然，作伪与差错是两码事，这也是校对之所以不管古今都需要。以卖文为生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白纸黑字，全然没有差错，那是难上加难，尤其是那晚上做报、白天出报的日报，一不经意间就会让我们吃苦头。于是，我们对于差错，总是抱着一份理解和宽容。不过，对于一本需要绝对学术式严谨的书籍，还是少错为妙，以免误人子弟。

顾师说：“乔松年的《萝摩亭札记》（卷五）载着一段笑话。《穆天子传》中有一句‘封膜晝于河水之阳’，‘膜晝’是人名，‘封’是封建。不意有一本‘晝’字误书作‘畫’，作《历代名画记》的张彦远自以为找到一段画史的材料了，就在他的书内写道：‘封膜，周时人，善画。’”我也是一个懒人，本想少打几个字，来一个复制粘贴，没想到却在网络上搜索到了一个笑话。原来，这本新出版的书居然实实在在开了自己一个玩笑，把“‘晝’字误书作‘畫’”，错成了“‘晝’字误书作‘晝’”。

史书之中类似这样清晰的差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校对出来。但是，古籍的校对有时远比历史研究本身难得多。顾师说得极好：“说不管前人之说罢，古书正如千仞的石壁，无法攀援而上。说依据前人之说罢，那正如解放前下火车时逢着一群车夫，手忙脚乱，拉拉扯扯，各各要你坐在他的车上，使你不知道应当坐在哪一辆好。”倒是在此之上的历史研究，可以全凭已意做事，相对来得痛快一些。

历史研究不存门户之见，至少主观上不有意为之，是非常重要的事。一入门户之见，大体就只能因袭旧说、全无新意，要对旧的框架捅个大窟窿是不可能的，顶多只能做个缝缝补补的高手。在顾师之前，他所服膺的崔述之所以有《考信录》这样的成就，正是因为崔述在学术研究中有意破除了门户之见。

崔述在《丰镐考信别录》卷三的《洪范补说》中云：“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其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顾师特意将这些文字记在了此书附录的《中国辨伪史要略》一文中。于此，我们可见顾师也是不愿有门户之见的。

不想有门户之见，就不能在学术研究中走上极端的道路。顾师说：“不幸清代学者实际上虽承受宋学，而因对理学的不满意，所以他们喊的口号，乃是‘重兴汉学打倒宋学’。有了这口号之后，就渐渐地从整理古书到迷信汉儒。”只要一有极端的口号或态度出现，实际上就表明门户之见是难免了。一旦这种口号或态度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别人惟有站队跟班的份，那就会流毒无穷。

聪明人如果把学问做到实处，就是对学术的一大贡献。如果把学问做在伪处，就是对历史的一大祸害。对于聪明如王世贞般“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于古者也。”的确，顾师的看法是对的，“孰知这种的危险远在‘不能古’而造伪之上”。而聪明如程颐般“若望夫石，只是临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边有石立者，皆呼为望夫石，如呼‘马鞍’、‘牛头’之类，天下同之”，对神话传说也有很通达的解说，就是后学晚辈之福了。

历代的聪明人肯说真话的，其实并不多见。古今皆然，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刘知己就因为把经学还原史学捱了一千多年的诟骂。“……我们要知道古代的真相，就不能太相信经典；经典里的《春秋》只是经过删削的鲁国旧史，并不曾含有圣人的大道理；《春秋》的《经》既是旧史，所以《春秋》的《传》也应该注重旧史料而不需要主观的猜测。”顾师说，“这便是他把经学还原史学的创见！”刘知己还指出李陵《答苏武书》“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

中国的上古史过于精炼，常常为人所诟病。但司马迁《史记》究竟要不要写得长些再长些，不管什么都非得记上一笔，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真那样也许就成不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了。顾师说：“谯周《古史考》和皇甫谧《帝王世纪》。两书都广搜博采，以多为胜，不问神话传说产生于何代，统统予以编入古史系统，把古史系统上溯至燧人、包羲，开了唐、宋以后编古史者广采杂家小说入史的坏风气。”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收集神话未尝不可，但以神话入史，又不加辨别，问题就会冒出来，因为神话传说一入史，不管是口传历史还是书面历史，都会增加它的正统性，难免会对古史传说系统产生影响。荀子所驳斥的“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战国人描写古代的安乐情形，居然以为当时只用特别的衣服冠履来表示罪人所受的刑罚。

“出发点虽在辨伪，但是结果则反而成了造伪：造了孔子的假话和古代的伪史来破除神话。”顾师说。这样的悖论其实是历史的常事，也是人性的悲哀。究其原因，则在于百家争鸣之中早已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成了学派的利益优先，正如《淮南王书》里的《俶真训》所云：“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仍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

社会的发展，似乎的确一方面是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另一方面却是精神道德的极大退步。物质的丰富常常相伴而来的是精神的极大空虚，物欲享尽的背后，总是道德的丢弃与堕落。于是，说难听和稀泥也好，说好听兼容并包也好，总之，在中国一切事情调和是最重要的。连历史也可以调和一番，顾师说得好：“以前的史家只会兼容并包，说头上几个帝王是无思无为的，后来就变成勤政爱民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为儒、墨的古史系统短（当儒、墨起来说，古史系统只有这一点），道家的古史系统长（道家起来时，古史系统已放长了），逼得古史家于前段采用道家学说，于后段采用儒、墨说。”

这家学派、那家教义，骨子里头当然并不一样，但是至少表面上居然是一致的，都是复古的，毕竟那个时代复古是最大的时尚。顾师说：“道家和儒、墨一样的提倡复古，复他们理想中的古。墨家以为从古尚贤，儒家以为从古就有一定的制度，道家则以为从古就是无为的。”古史的真伪，并不太重要，只是拿来宣传自己教义的道具罢了，造型自然可以任由自己拿捏。

其实，对于孔子的态度，古往今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与孔子有关的个别故事，似乎也靠不住。鲁共王要造自己的宫殿，把孔子的旧宅也围了进去。这“鲁共王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史记》里就没有”，顾师认为刘歆的信有问题。不管怎样，如真有此事，反而可证那时孔子的地位仍未高到不可冒犯的地步，否则不至于旧宅都被人围了进去。既然如此，编造一个孔子的小故事就更是小事一桩了。但正如顾师所说，鲁共王坏孔壁之事，《史记》却无记载。以史迁之尊孔，独为其设“孔子世家”，按理的确不会不记如此毁坏孔府之大事。

真想参透上古史，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个人，就是西汉、新朝之际的风云人物刘歆。顾师把刘歆那一套戏法完全搞清楚了，所以他才真正知道刘歆的厉害。顾师说：“因为中国一切学问都是到东汉时才凝固的，所以他的话非常占势力，所以讲古史的书不提伏羲则已，一提到则未有不说他‘以木德王’的。”王莽就是刘歆一伙用阴阳五行抬着轿子，一路抬上皇帝宝座的。既然知道皇帝的鬼把戏，那刘歆的下场自然可想而知了。

人亡政息，是中国人所熟知的。王莽的新政，早随着新朝的灭亡烟消云散。但文化层面的运作，并不一定会如此。王莽的戏法为什么不跟他的政权一齐失败呢？顾师说：“这是因为光武帝利用了他说的汉为火德的话，将错就错，自称以《赤伏符》受命，东汉的国命既明定为火德，如果不用他的历史系统既无法把汉排列在火德之下，所以只得承受了。”

于是，阴阳五行，至今仍活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顾师说：“这种学说，是从阴阳的观点，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分列为阴性和阳性两类，又从五行的观点，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物性分配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阴阳五行，仍将影响中国人的未来。可以说，文化上的偶像一旦树立，比政治上的偶像更加难以打倒。

阴阳五行虽然不倒，但是它的附产品谶纬，倒是被后来的隋炀帝打倒了。顾师说：“到隋炀帝即位，索性作彻底的摧残，他派使者四面去搜求谶纬，以及其他和谶纬有关系的书籍，一齐烧了；私人有敢隐匿的，查出处死刑：这才禁成功了。”因此，看来对于焚书之事，也得一分为二地看，应该焚的还是要焚；对于隋炀帝更要一分为二地看，至少这件事他做对了，否则谶纬这种迷信的幽灵，不知要为中国历史平添多少纷扰。

类似阴阳五行这样不倒的偶像其实还有。因为孔子的“吾从周”，所以两周也成了中国文化上的不倒偶像。“中国的文化，从书本材料来说，是胚胎于夏、商而化成于两周；以后二千余年，为了过分尊重经学的缘故，骨子里虽不断地在创造，表面上总承继着两周。”顾师说：“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族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

“在战国的时势中又有一个大运动，其性质的重要或许还超过了世官的破坏，这是种族的融合。”为此，“他们岂仅把上帝拉做了人王，使神的系统变作了人的系统；而且把四方小部族的祖先排列起来，使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顾师说。反正，只要种族融合、政权稳定就行。毕竟，任何政权都要说明自己的合法性，否则无以长久。上古之人自然会选择用神话传说般的天命，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至于祖先到底是人还是上帝，是人还是玄鸟，其实并不重要。

因此，“在战国以前，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迹说。”顾师的这一说法我并不能苟同，我以为：古史的性质，其实是实用的，其主要的用途就是安民。正因此，历史都是今人之历史，历史永远都是人书写的，背后都存在人的主观或无意中留下的种种“现代”的烙印。顾师说：“武帝时五帝只是五种颜色之帝，没有同传说中的古天子发生关系，而王莽定的制度则天帝的系统即是古史的系统了。”天人在此时因为实际的需要开始合一了。

“如果没有王莽们把全部古文化重新整理，在整理时作了种种有意的改变，哪里会有这种古史出来！所以这种上古史的问题其实只是中古史问题，而两汉之间的社会情况就是解决这类乌烟瘴气的假上古史的最好法门。”顾师的高见令人叹服。上古史的问题只是中古史问题，也同样只是现代史问题。正如顾师所云：‘“况且这种东西，表面上是死了，实际何尝死掉。”它已化作无色无味、无声无息、无形无式的东西，深深地融入到当今精神世界的骨髓里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与“气”。

但愿，我们能够用好顾师教给我们的法门，去用心把握真正真实的历史。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之俱来的文化研究热潮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此实属国家民族之幸。然而在一批批学术著作不断涌向市场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学术出版中的浮躁之风日益严重，很多面世的学术著作的质量参差不齐，漏字、错别字、引文出错等现象十分严重。

近日，笔者购买了一本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该书是顾先生20世纪30年代授“秦汉史”课程时写的讲义，1935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时，题为《汉代学术史略》，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重版时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辖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重版，同时将顾先生的《崔东壁遗书序》（实际上是一篇“中国辨伪史要略”）附在后面。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但就是这么一本重要的著作，编辑出版时书中却出现了很多的错误，主要有漏字、错别字，引文出错的亦有。笔者顿时有受骗之感觉，可怜我那30元人民币就兑换了如此一本被糟蹋了的名家著作！我粗略读过一遍就发现了八九处错误，兹录如下（漏字笔者用“”表示，错字下面以“．”标记）：

原文：所以他们毅然决然，在黄帝、颛顼之间插下一个少，使他居于jin德的地位，于是王莽的戏法就变成功了！（第140页）

联系上下文，很容易就能发现所缺的是一个“皞”（音hao,入声）字。这样的漏字实在不能宽恕，因为这个字并不难找，也不是一个很生僻的字，书中多处出现，并且同一页的倒数第13行也出现过了一次。

原文：大雷绕枢野，感符宝，生黄帝轩辕，代炎帝氏。（第141页）

此处有两个错误：一是漏掉了一个字，漏掉的这个字是“炤”（音zhao,入声）。这段话引自汉代学者王符的《潜夫论•五德志》，“炤”这个字同样也不是一个生僻字，现在都有用作人名的，只要稍微仔细点断然不会出错。二是错了一个字，即“雷”字应当作“电”。如果不熟悉或者根本没有读过王符的这本书，要找出这个错字还真不容易。笔者虽读过此书，但如果不是去找这个漏掉的字，也不知道原来这个“雷”字也错了。很可能是电的繁体字“電”与“雷”形近的缘故，而结果却有可能使后来者以讹传讹。一般读者看不出来本无可厚非，但作为编辑，校对时下这点细心工夫则是职责所在。

原文：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第143页）

这又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引文出自《庄子•缮性》，即使不核对引文原文，凭常识也应知道“伏戏”应作“伏羲”。

原文：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第161页）

这是一段引文，出自《尚书正义•泰誓》篇首引马融《书序》。像《十三经注疏》这样的参考书应该很好找，一般的学术出版社大都具备，只要稍稍核对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漏掉的字是“谷”，繁体字作“穀”。

原文：其他，如卢植的疑《王制》，临硕的疑《周礼》，何休的疑《左传》和《梁》，都是东汉时的佼佼者。（第162页）

前言《左传》，后大概也就不离《穀梁》了，漏掉的是“穀”字。关于“穀梁”一词，如果我们看书仔细些就会发现，现在出版的不少书就把“穀”字误为“榖” 字，两字一横之差，而词义相距甚远。而把“梁”字误作“粱”字也有。象这类差别很小的字，校对时更应仔细，杜绝这类错误的出现。

原文：如《孟子•滕文公篇》“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一语，旧时均把“周公相武王”为句，“诛纣伐奄”为句，遂把找奄的事归到武王身上。（第224页）

很显然，前面已经明言是“伐奄”，后面的“找奄”之“找”字乃“伐”字之误，两字形近而误，校对不仔细就看不出来。

原文：乔松年的《萝摩亭札记》（卷五）载着一段笑话。《穆天子传》中有一句“封膜昼于河水之阳”，“膜昼”是人名，“封”是封建。不意有一本“晝”字误书作“晝”，作《历代名画记》的张彦远自以为找到一段画史的材料了，就在他的书内写道：“封膜，周时人，善画。”（第227页）

如果快速读完此段，还真不知道笑话出在哪里。仔细点就发现 “‘晝’字误书作‘晝’”一句中，加引号的两个字完全相同，何误之有？再读完“封膜，周时人，善画”一句，才明白过来，原来后一个“晝”字应该是“画”的繁体字“畫”，看来此段材料真是一个笑话。我不明白的就是既然整本书都是简体字印刷的，而此处的两个字又必须印为繁体字才能充分说明这个笑话，就这两个特别的繁体字，理应更加注意才对，又怎么会出错呢？这又是两个字因形近而误，这说明编辑在校对时根本没有仔细看清文本所说的意思。

以上只是笔者粗略看过一遍之后找出来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错误则不得而知了，因为书中许多引文笔者没有时间去一一核对。像顾颉刚先生这么严谨的学者，如果地下有知，看到自己的著作再版后竟出现如此之多的错误，不知该作何想！

学术出版本来是一个要求很高、很严谨的工作，出版社必须有一定资质和实力，编辑的素质也要求很高，这样出版的学术著作的质量才能有一个起码的保证。当然这种保证也不是绝对的，作为读者并不是苛刻出版编辑绝对不能出现一个错误，但同时我也相信出版行业肯定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否则学术出版必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目前让人担忧的是，即使一些很有名的出版社，在出版一些著作时也会出现一些错误，有的错误我认为与编辑的工作态度脱不了干系。虽然有的错误也可能是作者自身的原因，但在编辑出版时，对于著作中的引文，编辑是绝对不能迷信作者的，而必须以引文的原始文献重新核对。现举两例：

原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脚下。（《老子》第六十四章。《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冯达文，郭齐勇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52页）

很显然，老子原文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然脚亦足也，日常生活中口头表达“千里之行，始于脚下”也无所谓，但放在学术著作中则必须严格依据文本，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样一个错误，究竟是作者所犯还是编辑的失误，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编辑认真核对了原著的话，就绝不会出现“千里之行，始于脚下”这样的错误了。

王：〔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子。（《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高明撰。第六三页。）

核对任何一种《老子》版本，都找不到“圣人皆孩子”的说法。此处的“圣人皆孩子”当作“圣人皆孩之”，“之”在此作代词，“孩”乃使动用法，意为“使他们回复到婴孩般真纯状态”。当然这句话的具体理解有不同，此仅举一种。其实，“孩子”这个合成词在先秦根本不曾使用过，如果编辑具有起码的古典文献常识，再加上认真校对，也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最近几年，各种学术著作层出不穷，这其中既有最新的学术研究著作，也有不少上一代甚至上几代学人的著作。这些前辈们治学是多么的严谨，而今天我们重印他们的学术著作时却又是多么的草率和浮躁！其实，许多年代久远的学术著作之所以重版，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研究的需求在递增，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照顾现代读者的需要，从排版、校勘等方面作一定的调整。因为很多解放前的出版物都还是竖排版，并且出版时也有可能不完善，而作者后来又作了修订、增补。这样将原书重版既方便了读者，又能让出版社借此机会改正原版中的错误，推出一个完善的版本，的确是一件大好事。但如果重版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错误增多、今不如昔的话，那么我宁愿小心翼翼地翻那发了黄甚至掉线的旧本。

当一些出版社和学者在为学术出版的春天是否还很遥远而探讨时，笔者却为当前学术出版中的浮躁与急功近利而深深地忧虑。不规范当前的学术出版，哪能有真正学术出版的春天呢？要想创造学术出版的春天，依笔者之浅见，必须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规范学术出版首先要规范学术研究和创作。作为学者，要以严谨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视学术为生命，杜绝浮躁之风。学术著作的创作必须严谨，引用文献内容、格式等必须严格规范化，保证文献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其实这一点是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的前提，而当前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因本文主要探讨出版这一环节，故暂不展开讨论。

第二，出版社要严格审查各种学术著作，努力建立同行评议审核制度，把那些真正有思想性、前沿性的著作推出来，而绝不能急功近利，只追求利润而不重视质量，粗制滥造。同时出版社要加强自己的出版编辑队伍建设，加快学术编辑人才培养，严格内部管理，保证学术出版的质量。

第三，学术图书编辑的素质要努力加强，学术图书编辑首先需要的是专才，然后才是通才。因为只有熟悉了某一学科并且胜任该学科的编辑工作后，才能逐渐向通才转型。很多的编辑别说通才，连基本的专业知识储备都不具备，如何开展工作？本文所举的几例有些就完全是因为缺乏起码的专业知识所致。从职业道德层面来看，编辑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忠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只图数量而不注重质量。诚然，编辑的工作确实相当繁琐，不说别的，校对这一块就着实不简单。笔者曾经也校对过一些古籍，深知其工作之艰辛。但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做好，绝不能敷衍了事。

最后，书出版后出现错误如何补救？我很怀念以前出版的书，那时出版一本书之后，第一个读到这本书的肯定是出版社的编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书后面都附上了一张勘误表，将书中有错误的地方一一列出，这样读者在读书时会更加留意。现在出版的书基本上看不到类似的勘误表，倒是不少重要报纸纷纷坚持纠错的原则（如《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不知道是不是出版行业的规则改变了，反正现在的出版社和编辑都相当自信，可惜错误依然存在。在激烈竞争的学术出版市场环境中，很多出版社为了追求更多利润或保住收支平衡（因为有的学术出版确实很难盈利），放松了对质量的把关，书只要投放到了市场，除了打击盗版维护自己的版权外，就撒手不管了，致使学术图书质量每况愈下。其实没有高质量的学术精品，哪里有所谓的高利润呢？人家买你一本书，错误百出，下次还会买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改变当前学术出版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要想真正推动学术的发展，那只能是一句空话，学术出版繁荣的假象背后只能是制造更多的学术垃圾。

附：此文原有五千余言，后来删除不少，准备作为研究生课堂讨论的发言稿，并无投稿之念，因为此种“得罪人”的事还是不出头为好；后友人反复怂恿，吾亦想：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吾撰此文，非为一己之私利，亦非哗众而取宠，何罪之有？陡然间竟有亚圣“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气慨，然文稿一寄，就发现实际情况之艰难！难道是文中直接牵涉到一些出版社的缘故？呜呼，学术至此，夫复何言？

引自：http://blog.tianya.cn/blogger/trackback.asp?BlogID=311711&PostID=4367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