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与复古

李顺亮

2010年10月14日11:31

王莽的形象早已在历史之中定格，但历史上真实的王莽，心中究竟如何着想，又谁能知晓呢？山东大学的孟祥才教授，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细说王莽》里，给我们重构了他心目中的王莽。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秀，是必然还是偶然，是天意还是人为，王莽都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文化更替、社会更替之时，一个脚踩新旧两只船的家伙……至于处处小心谨慎、时时正襟危坐的他，也会保持不了平衡，既踩翻了新船，也踩翻了旧船，那是他的宿命。

深宅大院里的女人命太长，对于中国历史往往不是什么好事，这个女人是否强势倒是无关紧要的一回事。历史上之所以有王莽登台唱戏，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长命的姑母。这位姑母王政君作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经历了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世。于是，她的娘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居然“一门五侯、五大司马”，享尽了荣华富贵。大福大贵之后，没有人愿意就此打住，任由家道没落，更何况一个世家大族，更是会寻找自己利益的代理人。应运而生的王莽，正是他们的宠儿。

王莽同样是时代的弄潮儿，不然我们怎么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曾有那么多人追随他，有那么多人吹捧他。王莽俨然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偶像，他身上具有那个时代所呼唤与追求的种种气质。他是以外戚集团为首的旧势力的代表，“折节为恭俭”，“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同时，又是以儒家学术为旗的新势力的代表，一举一动皆符合一切规范，“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新旧势力不断政治角力的结果，使王莽成了两派都可以接受的唯一人选。

汉武帝以来所倡导和独尊的儒家，到王莽之世在政治层面上已经站稳了脚跟，作为蓬勃向上的新势力，不仅想与以黄老无为为代表的旧势力分庭抗礼，而且想在社会层面全面取而代之。汉武帝之后，在儒家学术精英的日夜鼓噪之下，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相结合的董仲舒的“新儒学”，早已逐渐壮大声势，并且成为西汉末年引领社会思潮走向的风向标。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这个董仲舒的“新儒学”，在思想层面虽然有所创新与发展，吸收了原本黄老道家的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之类的东西，但本质仍然不变，是一心一意要求复古的，不仅是要孔子式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且还更进一步，要回到三皇五帝时代的文治局面。另一方面，在社会改革方面，却是激进的，不仅超越了时代的局限，甚至走在了未来的前头。

王莽就是这个矛盾的综合体。且看他的激进，连新生儿子都容不下，上演了逼子自杀的惊世骇俗大戏。其实，那个时代不是说人没地位，而是人因为出身与家境，被不自然地分出了三六九等，作为下等人的奴婢本来就如畜生一样。王莽的二儿子杀死了家中的一个奴婢，没想到自己的父亲不干了，父命难违，不得不自杀，一命抵一命。可这两条命原本是如此的不同，一命是贵命，另一命却是贱命。

在贵贱之命相较的天平中，王莽做出了不分贵贱、两命相同的取舍，不是我们说一句让人为之惊叹就可以了事的，也不是简单地说一句王莽为了收买人心无所不用其极就可以解释的。与其说王莽是为了将来能做皇帝而不惜血本地下注，还不如说王莽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毕竟建平二年的王莽如果真的心里想当皇帝，也如白日做梦一般。当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时候，是自己儿子还是谁并不重要，他选择的永远都是自己的理想。后来的吕宽之狱，王莽又再次逼令自己的大儿子饮药而死。这个地球上，世世代代都有理想主义者，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着，虽然永远只是那么一小撮。

忠奸皆在一念之间，善恶只有一墙之隔。人有理想是好事，但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甚至僭越君臣之防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先前所有的忠，自然而然就会被人定性为伪忠，先后所有的善，自然而然就会被人视为伪善。正因为如此，王莽的形象开始随着历史的传承而不断加速扭曲。在《汉书·王莽传》中，王莽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刻画极其生动：“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作谦让。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假使王莽不捅破最后一层纸，不建立新朝。那么，“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的断言就会成真，古来多少史书就不得不重写。正如元始元年“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之后，元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时的诏书所云：“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王莽就会成为周公第二，历史上最大的忠臣。此时的王莽，已经是两汉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仅这一次封赏就达两万八千户，再加上此前的封赏，他的食邑已经接近三万户。如此之高的食邑，令人瞠目结舌，要想以萧何之功仅得万户，以霍光之重更是只有区区的两千户。而元始四年，王莽嫁女之后的封赏，其规格之高更是超过两汉历史上的所有巨子。

当然，王莽并非无一是处，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二心。连班固也不得不对王莽在平帝时期的表现给予较高的评价，所谓“休征嘉应，颂声并作”。王莽篡汉前后，一大批儒生鞍前马后为他服务，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一定阶层内很得人心。这也说明了儒生之无耻，“士为知己者死”，并不为国家兴亡之重事负责。古往今来之知识分子大体如此，皆没有独立之人格，而毛泽东对其看得最透彻。同时，也说明靠儒学笼络人心、收买名声以便上台执政可以，但用儒学治世，却会变成乱世的，表面的和谐底下是暗流涌动。实不如黄老之学足以治世，而法学，仅仅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并不足以大规模运用到治世之中。比儒生更无耻的，当然要数既得利益集团。“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绶，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天下属不属汉，与自己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能够保住既定利益就行。

王莽的女儿，虽然后来贵为皇后，实际上也是王莽实现自身理想的牺牲品。经过考察、策告、卜筮的既定程序之后，元始二年王莽“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的十四岁女儿，成为给年仅十一年的汉平帝选定的未来皇后。谁知，过门没有两天的女儿，很快在王莽鸩杀十四岁的平帝之后，十六岁就成了寡妇。王莽对女儿的利用并没有就此打住。登基之后的王莽，把此时本已是汉朝皇太后的女儿，改封成了安定太后，安排她抚育革去帝号的孺子婴。名为抚育，实际上是派自己的女儿直接监视孺子婴。不然，我们就没法解释，王莽为什么还要严令乳母不得与这位当年的皇帝讲话，让他在深宅大院之中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一样生活。以至于长大以后，这位孺子婴不辨五谷，连马、牛、羊、鸡、犬、豕的名字也叫不上来，成为一个地道的废物。这是一种比杀了他还残忍的安排。

王家得以发家致富的源头、一路保举王莽的王政君，自然更是王莽理想的牺牲品。她做了太后之后，不仅把王家里外照顾了个遍，而且要求生父召还更嫁之后已经寡居的生母，甚至还要成帝援引田昐作为景帝皇后同母异父兄弟封侯之例，封她的同母异父兄弟为侯，结果成帝只给了个侍中水衡都尉。这位王政君亦是有主见之人，只是过于为王家谋利而干政，最后终至遗憾收场。在“告汉安公莽为皇帝”的符瑞出现后，这位可怜的姑母才如梦初醒，正色道“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但时移事异，新朝的到来水到渠成，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班彪说：“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女人之仁，悲夫！”王政君不得不喝下自酿的苦酒。玉玺交出去之后，元后的尊号自然也难以保住，又是一番符瑞操作之后，昔日的这位汉朝太皇太后成了新室文母皇太后。

王莽之新朝是尚黄，而汉朝则尚黑。元后在始建国五年才走完人生的旅程。王莽还算对这位姑母手下留情，让她得了一个善终，但这位姑母对于西汉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的罪责是逃不过的，因为是这位姑母的纵容与扶持，决定了西汉不是亡于农民起义，而是亡于外戚篡政。尽管这位姑母在丧国之后，仍然按汉朝的历法安排自己的活动，并且坚持自己及官属继续穿着黑貂，以此表明自己与王莽并非同流合污，但这也减轻不了她的罪过，无非只能让后人觉其可悲又可叹罢了。

舆论先行，古来历史皆如此。王莽对宣传的着力与精到，令人为之叹服。哀帝令王莽离开京师，到南阳封地上闭门思过，可为王莽含冤的大有人在，“在国三岁，吏民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王莽之女选上皇后前，居然一天之中庶民、诸生和郎吏等1000多人守阙上书。受封宰衡太傅大司马前，吏民8000多人上书朝廷为王莽请赏。受封九锡之赏前，在王莽举行的复古的明堂祭典的鼓乐声中，为之请赏的吏民487572人。“九锡之礼”之后，8位全国各地巡行的“风俗使者”，带回了为王莽歌功颂德的3万余言的歌谣。与此同时，一个符瑞接着一个符瑞出现，凡事之前皆有符瑞，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符瑞集中暴发期。所有的请赏与符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王莽捧上那到高无上的皇位。

王莽想用他的理想创造一个新世界，可这个理想本身却是复古的，新旧在这里显然是一对悖论。我们不得不佩服王莽极其富有创造力。在商周之时，伊尹称阿衡，周公为太宰。王莽各取其一，创造出了宰衡这一官职。为此，他上书元后，要求“请御史刻宰衡印章”。看来，西汉之时每个官职皆有印信，而且刻印只有御史能刻，也就是说御史管印信之事。加封九锡之礼后，王莽自认为太平盛世已经来临，居然要实行“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登基之后，王莽对爪牙论功行赏，封了十一公，这些爵号之中都带了一个“新”字。偏偏此外所有的官吏名称和级别，又都是依据那旧的不能再旧的“周礼”来设定。

复古大旗下的新政，其实都是跟不上新时代的老一套。今天的历史学家，大多“吹捧”王莽的田制改革，是志在解决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问题。可是，王莽的王田制度，所谓“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实质上还是要恢复春秋以来早已毁弃的井田制度。井田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土地是国家的，自然也不能买卖。而王莽的奴婢政策，所谓“奴婢曰私属”，不得买卖，也是针对私人的奴婢，至于官有奴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私属不让买卖，其实就是一方面承认私人已有奴婢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通过改名，把私属与官奴区分开来，变成了不能自由买卖的东西。这样一来，既达到了向私人奴婢征税的目的，又保证了纯官有奴婢免征的目的。“一面废除奴婢，一面制造奴婢，旧的奴婢未除，新的奴婢激增。”谢天佑在《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中说得精辟：“简单地说，王莽的经济思想就是重农抑商派的井田制思想和国家商业资本思想的杂拌。其表现形式是急进的改革，而实质是保守的。”

王田私属是王莽新朝推出的最重要的政策，至于作为国之根本的礼乐制度的复古更是昭然若揭。始建国四年中郎区博的上书，清楚地道出了这样的新政，本质就是复古。他说：“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王田、私属的政策随即废止，以复古为目的的下场可想而知。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的王莽，显然是改革的激进派，极为短暂的新朝，改革的政策居然是一系列、全方位的，高举着复古大旗，以彰显新朝之新。问题是如果王莽命再长一点呢，新朝的国祚再长一点呢？王莽的改革也许就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附产品，哪怕只有一点点。而这种附产品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会形成可怕的倒退。

一般来说，大凡政治家，基本上天生都是表演高手。王莽更是高手中的高手。且看他在登基之时的表演，“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基于他的人生理想之上的表演，虽然这种表演有时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可是，连自己的儿子都下得了手，表演一下又算什么呢？王莽一登基，他的又一个儿子被立为太子。不幸的是，这位太子也很快倒霉。据说，这位太子在宫中奉养母亲期间，曾与侍者私通，惟恐事泄，二人共谋杀死王莽早登帝位，结果母亲一死，事情就败露了，太子也被王莽逼令自杀。此种说法似乎难以圆说，太子只是与其母的一个侍者私通，哪里是什么重罪，应是小事一桩，令人难以理解。也许更可能的是，这位太子让王莽以孝行天下的表演再次穿帮，不仅败坏了王莽的家风，而且居然想早窥神器。

会表演的政治家，往往也需要别人帮他表演。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滑翔飞行表演登场了。一日可以飞行百里，到匈奴后方侦察敌情的牛皮，引起了王莽的兴趣。没想到王莽要这位吹牛的仁兄当场表演飞行绝技，可怜的他只好以大鸟翎作翅膀，从头到脚都装饰上五颜六色的鸟毛，爬上山头凭风借势，才飞了数百步就重重地摔了下来。其实，这数百步已经是人类史上的一大步了，只可惜中国人的传统向来是，不管好坏与否，任何东西往往没人愿意接着往下走。愿意复古的，全力复古，并以复古作为理想的，似乎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王莽的表演，有时也是会奏效的。王莽用人的原则是，忠心则用之，稍有不满则冷漠之，离心离德则诛杀之。以个人私利结合在一起的任何集团，在其利害关系变动时必然出现无穷的矛盾和斗争。但是王莽用自己的表演，换来了一些人的忠心不贰。叔伯兄弟王邑是对王莽最忠心的一个。王邑在昆阳惨败之后，王莽并没有责备，而是下旨：“我年老没有嫡生儿子，欲将天下传给你。见旨免去一切谢恩礼，立即束装就道。”在王莽眼里，亲生儿子都不算什么，更何况王邑，虽然这是王莽骗人的把戏罢了，目的是想让王邑回到长安，安排最后的首都保卫战，但也足够让王邑感动了。这位王邑也投桃报李，当自己的儿子准备换装逃走时严加训斥，陪伴王莽走完了最后的时光直到战死。

王寻是另一位“忠臣”。孟祥才说：“三公之一王寻大概是王莽的同宗”。历史来不得这样的猜测，毕竟史无明载，那王寻是王莽同宗一说，就无从谈起。倒是“王寻做司徒后，政务活动不多，见于记载的多是带兵从事征战”，从中我们大概可以推断王寻是因军功不断提拔，且又受到王莽的信任，最后才进入王莽的核心权力圈之中。“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杖节，右把钺……”从王莽居摄二年，甄邯当大将军时的记载，我们可以明白汉代大将军的产生，是先要受钺高庙，然后才能领天下兵的。偏偏这个王寻是一个倒霉蛋，在出征东方的第一天夜里，所带的象征权力的黄钺居然不见了。随后，他的下场自然是成了起义军的刀下之鬼。地皇元年，这位王寻还与王邑一起受命督修九庙，这是王寻见于记载的惟一一次非军事活动。可是，既然九庙历时三年才得以建成，想来因其艰难之故，王莽调来了军队参与建设，于是王寻、王邑才会受命督修。因此，此一记载虽与军事活动无关，还是与军队有些瓜葛，非王寻不可。

王莽的重要臣子中，尽忠到底的还有孙建。始建国二年十二月，王莽挑起了同匈奴的战争，派出十二位将军，分六路率三十万人马出征，为首的就是孙建。王莽女儿成为平帝皇后，孙建出力很大。后来，王莽曾打算将女儿改嫁给孙建的儿子，不料女儿居然坚持守节，此事只能作罢。不管孙建帮王莽干过什么坏事，我们都不能说“由于他完全依附于王莽，干的又是不义的民族战争，他就成为激化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毒化国内民族关系的罪人。”以今日之政治乱言古之史事，把古代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说成了今天的“国内民族关系”，似乎稍嫌不够严肃。

“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当一个当权的统治者由公开杀人转到秘密杀人时，就表明他的境况已经很不美妙了。”孟祥才说得好。王莽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只不过，当末日来临之时，王莽仍然不忘以古为师，如周礼等“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所云，居然在长安南郊接连上演万众哭天的闹剧，每天早晚两次，哭时不仅有粥招待，而且哭得好居然还可以提拔，因哭的符合标准得到郎官的高达五千多人，令人匪夷所思。如果因此说王莽“愚蠢”，可能就会所言太过。他倒是绝顶聪明，用各种精神上能麻痹与利用人的宣传手段，对付那时只有那种识见的广大群众，而且表演极其到位。每一时代都有控制群众精神世界的办法，至于统治者自己信不信倒在其次了。

在谋叛王莽而起的众多符命中，有一个“荆楚当兴，李氏为辅”的谶语，最后反被王莽利用了，看来王莽真是符命专家。那是地皇二年正月，魏成大尹李焉与其卜者王况策划的。王况对李焉说：“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当为汉辅。”原来，“李”字也带火，因为李字是徵音，而徵音属火，这倒是让我辈增长了见识。既有此言，必有所据，不然这位卜者如何能说动人家呢？为了应对这个符命，王莽任命侍中掌牧大夫李棽为大将军、扬州牧，赐名圣，让他坐镇东南，为王莽看天下。

可惜，此时的天下，哪里还有谁看得住。今天的学校，在西汉之时本是两个不同层次教育机构的分别称谓。元始三年，“安汉公……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从高到低的教育机构，依次为学、校、庠、序。只可惜，王莽的教化并没有什么用，王莽最后的长安挽歌就是最好的见证。当闻讯天水隗嚣的军队已经来到，惟恐入城晚了得不到战利品，于是争先恐后地参与攻城，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的多路起义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了向长安城的攻击。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只是为了抢夺战利品，各坏异心的乌合之众，打着起义军的旗号，一同实施集体性的攻城行动。当城破之后，农民起义的共性问题出现了，王莽劳民伤财修建起来的九庙、明堂、辟雍，都被放火烧掉。

要是以为王莽末年新朝到了财政崩溃的边缘，也许我们就错了。没有民足，只是国富，并一定就能长久。这是王莽给我们的教训。直到临死前王莽的府库里，还存着六十万斤黄金。孟祥才说，这是中国古代史上见于记载的数量最多的黄金。当然这些黄金，是王莽通过货币改革掠夺天下财富而来的。一切社会改革，其实都没有货币改革致命，货币改革必须慎之又慎。王莽的货币改革，就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片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的崩溃。

“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最后的时刻，王莽依然不忘表演，因为那是他的理想。天文郎捧着占时刻的栻站在他的身旁，不断报告时刻的进度。而王莽则随着威斗的转动，按时刻的方向端坐在斗柄上……复古的新朝，命中注定就会走向灭亡。复古只能是形式，传统只能是工具，正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云：“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倘使把复古唱成了真，不合时势变化之复古，岂能算是改革，牺牲就在所难免了。

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是新势力，还是旧代表？是空想家，还是实干家？王莽早已任由后人评说。但吕思勉说得好：“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这倒是，毕竟抱此见解者并非莽一人，尸其功罪也应非莽一人。但这些人就算称得上是志士仁人，也并非就是救世兴国之才，所作所为徒然为天下笑而已。但是，问题在于，任何时代的统治者其实都一样，尽管在政治和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掌握着选择和制定政策的权力，可解决和缓解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能力，都是十分微弱的。这是当权者阶级属性的贪利顾私的本性所决定的。《剑桥中国秦汉史》说：“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个在治理中国时其作为很像在他之前的汉代诸帝的务实主义者。”的确，王莽是务实主义者，只可惜这种务实更加祸国殃民，在此后的中国，这样的故事也一再上演。

不过，王莽无论如何，是称不上伟人了。一代伟人，总有令人不可思议之惊人之举，但这种举动常常能防患于未然。后元元年，汉武帝立七岁的幼子为太子，同时赐死了他的生母。我们前视汉初之吕后，而后再察元后，就能明白武帝的先见之明，虽然这种杀儿之母的做法难以让人苟同。但这或许正是帝国的悲哀，以武帝之明，武帝之智，居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惟能赐死以绝后患。一代伟人总是因时因势求变，因此那种给伟人因其一时之政策而定性盖棺其如何如何的做法，显然是要不得的。

王莽不是一代伟人，王莽只是王莽，永远活在他的理想之中。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说：“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其实，王莽是否真的完全尽信古典，我们不得而知，但复古绝对是他的理想，这种理想注定了他人生最后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