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哪得清如许

李顺亮

2010年9月14日11:04

八百里秦川，曾是多少皇家的必争之地，因为这里的沃野，因为这里的人民……得秦川者得天下，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曾经一再上演的规律。

其实，这一切，皆得益于这里独特的地势和丰富的水利。独特的地势，史载多多，不胜枚举；丰富的水利，亦有言者，但稍嫌少。而把地势与水利二者结合起来建言的，就少之又少。留侯张良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这样劝谏高祖刘邦：“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民以食为天，秦川的黄河、渭水、漕运，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都起着“给”与“输”的重要作用。既是金城又是天府，使历史上的秦川总是如此的诱人。张良可谓是八百里秦川真正的知心人。

在陕西从事水利工作四十年的张骅，对三秦大地的一水一渠自然有着更为细微的感受。他也是秦川的知心人，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秦郑国渠》，让我们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间交融。那令人感叹的郑国渠，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兴衰，见证了中国的现实传奇。有哪一样工程，一如战国时就建造的郑国渠那样，跨越千年的时空，从古传到了今，仍在为广大群众服务呢？一个间谍的疲秦之计，反成了伟大的兴秦壮举，创造了利民的千年基业，历史就这样歪打正着、恣意妄为，根本不管今天的我们能否用浅陋的见识来理解。在历史的大导演面前，我们惟有望洋兴叹，历史的神奇永远不是我们所能理喻的。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秦代郑国渠，汉代白渠，唐代郑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清代龙洞渠，民国泾惠渠，虽然名称各异，其实本源相同，都是引来泾河水，灌溉万家田。后代的这渠那渠，又都是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各作打闹、修修补补而成，大多是在取水口上不断上移作文章，但是“工程布局，引水方案，万变不离其宗”。“而满清政府的没落腐败，使灌地280万亩的郑国渠，灌地面积衰减到7万亩。”在惠泽三秦两千年的郑国渠面前，谁又敢再大声宣言古人不如今人、今必胜昔呢？

一条黄河愁煞了多少中华儿女，可一条泾河带来的却是别样的风景。虽然古今气候条件并不相同，因此用今天的水文资料，并不能完全说明古时的水文情况，但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却是古今如一的，而泾河与黄河泛黄的关系之紧密，大有唇亡齿寒之意。泾河是渭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今天宁夏泾源县老虎潭，流域面积45421平方公里，干流长455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1.4亿立方米。张骅说，泾河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年输沙量达3亿吨，占黄河总输沙量16亿吨的18.7%。“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但是，聪明的古人郑国，却“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顷”。而我们今人，又在黄河的泥沙问题上，做了多少实质性的变害为利的工作呢？

源头的活水，养育了多少秦川上的深宫古苑。“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连在坟墓里都要建造江河湖海的秦始皇，生在世上的时候，没有灵动活水的宫苑，是不可想像的。“秦代的苑囿主要有上林苑、宜春苑、骊山苑、梁山苑、兔园等，其中不少苑囿水景园林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一个上林苑的范围，居然“大概东起曲江池，南至终南山，西到沣水，北界渭河”，大的真是吓人，仅仅苑内湖泊之一的镐池，就“周匝二十二里”。于此，足见秦时关中水资源之富足。古今气候之异，地理水土之别，应当引起今之治史者注意。

秦川之水，也成就了秦始皇的万千气象。秦始皇做任何事，似乎都极富想像力，其气魄令人难以企及，当然对错、好坏自当别论，但其影响皆长而久远，无人能出于其右。“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而苑囿水景园林之外，兴建的许多宫殿，也是以水取胜，其中，兰池宫的“兰池水面辽阔，长达二百里”。秦始皇就在这咸阳的兰池里，筑土为蓬莱山，象征仙境。水似乎天生就是属于道教的。后来，“汉武帝时在长安上林苑开挖太乙池，堆土筑蓬莱、方丈、瀛洲三山。清代在北京兴建圆明圆时，效法秦汉，在福海景区的东湖中，建成了‘方壶胜境’、‘蓬莱瑶台’”。秦川的水给了秦始皇无限的想象，而他开拓的“三山”事业总是后继有人，此亦可见道教对于中国历史影响之深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李斯《谏逐客疏》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国渠究竟能养活多少“歌呼呜呜快耳目”的人呢？郑国渠建设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开工，到公元前236年完工，仅用了大约十年时间。有了郑国渠灌溉的秦川，“收皆亩一钟”，合今天的125.5公斤，而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顷”，又相当于今天的280万亩。如果张骅所倾向的古今换算成立的话，那么，秦川的这四万顷良田，总共产出了70280万斤粮食。这对战国末年的秦川，已经是一次亩产的飞跃，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天文数字的总产量。

秦汉更替过快，我们暂且忽略秦汉度量衡的区别。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食，人月一石半”，一年一个人就要吃18石，而《汉书·律历志上》又云，“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那么18石就是2160斤。但这里的斤是汉代的斤，且说的是并不是我们南方的谷子，而是北方的粟，所谓“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古今的度量衡一变再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成语有半斤八两之说，说的就是度量衡采用十六进制时的情况，但今天的我们采用的已经是十进制了，而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封国度量衡的进制更是五花八门。我们暂且采用本文“附一”孙凌志的说法，做出以下粗略的换算。

东汉时每斤相当于今天的222克重，那么这汉代的2160斤就相当于现在的479520克。这样一算，郑国渠出产的70280万斤粮食，可以供汉代732816人吃一年。

这样的算法，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弊病，但算出来的数字已经够惊人的了。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郑国渠都是伟大的养人的水利工程。假使以今天的亩产来看，一亩才收区区的125.5公斤当然不算什么，可那是战乱频仍的战国末年，自然是高产的不得了的大事，不再饿着肚子的秦师，不是虎狼之师，又能是什么呢？吃不成问题的秦国，不统一六国，又能有谁呢？

当然，吃不成问题的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还与秦国有一个伟大的秦始皇密切相关。因为，国富民足兵强，并不一定就能保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只要国君无道、政治错乱，一个国家仍然会灭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在《贞观政要》里，唐太宗就看到了这一点。“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君富而国亡”，那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而修治水利，利民养人，不正是亲民爱民，得民心之举吗。古人常说，盛世修史。可悲的是，盛世治水，往往并不多见，倒是一个王朝的拓荒者，对此常会孜孜不倦。

“民以食为天，水者食之源也。然所以为利，亦所以为害，在善导之而已。”项忠在《新开广惠渠记》里，这样忠告后来者。然而，后来者尤其是统治者，又有几人真正在意呢。1928年到1930年，三秦大地的三年大旱。张骅说，俗称“民国18年年馑”，这是陕西近代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全省共有人口940万，其中250万人活活饿死，40万人逃到外省觅食求生，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可这样的惨状，你可曾见过，又怎敢想象呢？“移粟移民非救灾之道，亦非长治之策，郑白之沃，衣食之源也。”类似李仪祉这样的惊呼，其实，在纷乱的时代又有几人来理呢。

所幸民国的李仪祉遇上了杨虎城，开启了水利救秦的事业。1934年，泾惠渠全部建成，灌地60万亩。杨虎城在所写的《泾惠渠颂并序》里说：“忆昔秦人，谋食四方，今各归里，邑无流亡，忆昔士女，饥寒交迫，今渐庶富，有布有麦……”那是多么令人开心的局面啊。1936年，“关中八惠”之一的渭惠渠又渠成通水，初灌30万亩。杨虎城专门著文刻石，“清渭汤汤，导源乌鼠。人定胜天，水利用普。致力沟洫，功绍大禹。嘉惠无疆，美哉斯举。”“人定胜天，水利用普。”这是中国农业时代的豪情，也是每一位有为之君不得不面对的最大的国情，要么人定胜天，要么就得挨饿。

解放后的泾惠渠焕然一新。张骅说：“灌区耕地面积仅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5%，而粮食总产量却占全省的5.8%，粮食亩产达560公斤，较解放前提高了3.3倍，其中高陵县1994年粮食亩产达1013.9公斤，成为西北地区第一个吨粮县。”一年内运抵关中的粮食多达四百万石，虽然天宝二年这样的盛唐辉煌早已不再，但是唐玄宗带上臣僚东去洛阳就食的尴尬，也已随风而去。

人间兴亡多少事。我们看一看郑国渠的历史兴衰，就会感叹，就会无语，就会沉思……

怎样折算古代药物剂量
孙凌志
原载：《中国中医药报》总2168期

无论是在进行学术研究还是在古代医籍的阅读、整理或者临床医疗方面，都经常要将古代药物剂量折算为现代公制计量单位。这个问题虽很简单，但不少人却偏偏将它搞错。他们因受中医院校教材中存在的纰缪影响，总是不假思索按以下方法计算：

500g（1斤）÷16（旧制十六两为一斤）÷10（旧制十钱为一两）=31.25g(1两) ÷10 =3.125g (1钱)。

其实这种算法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错把古代的一斤等同于新中国1979年度量衡改革前的1市斤的重量了。其实，古代量制历经多次变革，唐代以后才大体稳定，变化较小。明以后，一斤固定在595g。直至中华民国18年政府推行计量改革，将旧制595g一斤改为500g一市斤，但仍沿用十六两为一斤、十钱为一两之进制。新中国1959年计量改革时，将500g一斤之重量不变，只将其进位制中十六两为一斤改为十两为一斤。还应特别指出，民国18年的改制和新中国1959年改制均将中药计量作为例外对待，中药计量仍袭旧制不变。如果有一把完好的明朝药戥，完全可以不加改造一直使用到1979年。所以，折算旧制中药重量为公制单位，不能使用上述计算方法，而应以595÷16÷10的公式计算方为正确。

当然这种算法仅限于明代以后，但此前直至汉代的漫长时期内度量衡变动很多，又当如何折算呢？罗志平先生曾于1998年在《国医论坛》增刊中发表文章做过认真考证，其考证结论均有确凿实据，可信度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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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战国秦汉量器演变兼说钟、斛、石的关系
任爱杰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44311

赵兄当时提了两个问题：“第一，秦修郑国渠后使得盐碱地“亩收一钟”。手头的资料，当时一顷为现在 1.8顷，当时的100亩。那么就是说按照现在的度量衡，当时的每0.018顷可以有128升的收成，亩产超过400升，按照水的比重也有400公斤八百斤，在古代农业中实在高得离谱。这么看一钟为现在50升的说法似乎更加合理。不过手头的资料过于简单，仅仅给出了一钟为50升的换算关系而没有详细说明。

“第二，邓艾在淮南屯田时说三千万斛为十万大军五年食，那么一斛支撑一个人6天。怎么考虑20升（米）一个人六天也吃不完。即使按照谷米的比例折半，那么也是10升米6天，一天超过3斤。这个数字似乎也高了些，虽然不能肯定一定是异常的。”

前一段讨论秦汉和三国史的时候有不少和这两个问题相关的争论。简单回顾了一下当时的争论，发现很多议论中对于战国至秦汉的度量衡演变没有作深入的讨论，因此造成歧义。所以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简明的战国至秦汉的量器演变，让大家将来讨论时作个参考。当然，本人这篇文章也不是面面俱到。如果有错误，大家赶快拍砖头。

历代的度量衡都不相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丰功伟绩之一就是统一了各国的度量衡，全面采取秦制。汉承秦制，秦朝制定的度量衡一直沿用到汉末三国，主宰中国四五百年。这个体系中的容量关系如下：

古代的度量衡其实都是从一个基本单位出发的。这个基本单位就是据??黍。《汉书》中说“谷??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也就是说一龠可以容纳中等大小的??黍1200粒。汉承秦制，这个标准一直可以沿用到汉末。出土文物也证明这一点。而长度则规定一尺等于横排的100粒??黍的长度。现代实测为23至 24厘米左右。比现代的市尺短将近三分之一。至于重量则是规定一百粒??黍重一铢。则一合所能容纳的??黍数（2400粒）就是当时的一两。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重量制定的方法和现代公克的来源是一样的。公克的原始基础也是规定多少粒粮食的重量为一克。

在这个制度中并没有“钟”和“石”这两个单位。但是我们现在看战国秦汉的文献，却经常看到“钟”和“石”这两个单位。赵兄的第一个问题中就提到了“亩收一钟”。而汉朝的官阶高低往往用其俸禄数额来表示，例如，司马迁担任的太史令的俸禄就是“六百石”。那么，这个“钟”和“石”到底和上面的那个表格有什么关系呢？

“钟”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杜佑在其著作《通典》中说“六斛四斗为钟”。也就是说，一钟相当于六斛四斗。钟这个单位并不是秦国固有的单位，而是东方的齐国所用的单位。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量器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如果以进制来划分的话，可以明显的看到三个不同的体系。

齐国则在前期采取一个古怪的四进制体系，而田氏篡齐之后则改为五进制

这个换算表中的齐国前期度量出自《左传。昭公三年》。晏子在论述陈氏（即田氏）的时候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按照这个表，齐国的一钟等于640升，换算成十进制的升和斛的关系（1斛 = 10斗, 1斗 = 10升）自然就得出一钟等于六斛四斗的说法了。所以杜佑在《通典》里也就不假思索得引用了。

而根据现在的出土文物来看，齐国的“公豆”（国家标准）相当于1300毫升。而齐国的“公区”则相当于4847毫升。而出土的一釜则有20000毫升。虽然有误差但还是接近《左传》里的四进制说法的。这个误差可以看作是由于出土地区制造水平的差别或是制造年代的差别造成的。

第一，齐国的一升和其他国家的一升是不一样的。上面用的十进制升斛关系是秦国的度量。秦国的一升（商鞅方升）相当于现在的196.788毫升，约等于200毫升。而如果用上面的公豆来换算，则齐国的一升等于现在的325毫升，远远超过秦国的标准。

第二，不同时代的齐国标准也是不同的。《左传》说的那个度量还是春秋时代的度量。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就不一样了。山东出土的一套田氏齐国铜制量具，一升为 206毫升，而一豆则为1025毫升，四进制变成了五进制，容积已经大大缩小。结合商鞅方升上的铭文“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来看。在商鞅时代，齐国的一升与秦国接近。商鞅可能根据齐国一升的标准来设置秦国的基本升的。当然，也有论者认为是齐国反过来借鉴了商鞅的标准，改革了齐国的度量体系。这还有待于进一步出土文物的证明。

第三，上面说的是国家标准。但是国家标准不是人人都遵守的。事实上每个国家内部还存在所谓的“市量”和“私量”。例如《左传》中晏子接下去就说“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而出土的齐国“市量”一区4220毫升，小于前面说的“公区”。

钟这个单位到了秦以后就成了非正式的容量单位了。由于它比斛的单位大，所以出于方便，很多人还是继续使用。这和中国改行公制之后，传统的市斤，市尺等等仍然通行是一样的。而很多特殊领域，例如珠宝业和中医抓药仍然沿用更古老的十六两为一斤的制度。

至于汉代经常提到的“石”，一般认为就是斛的别称。《风俗通》说：“文帝盛时，谷升一钱，合百钱一石。”这样，如果认为一钟等于六斛四斗，也就是一钟等于六石四斗。

但是这也还是有争论的。汉代的“石”有大石和小石的区别。大石等于十斗，小石却只有五或六斗。于是有人认为汉代文献如果只说石则是指小石。石在汉代是介于斗和斛之间的另一个单位。到了宋朝以后，石的地位上升，才有了一石等于两斛的规定。

现代也有这个现象。例如“兆”原来指的是一百万。但是现在却多指一万亿或是一亿亿。但是在表明频率的时候“兆”还是指的一百万。例如“兆赫”。

如果用（1斛=10斗、1斗=10升、1升=10合、1合=2龠）的关系来换算。则秦汉一升（200毫升）约为现在的150公克。这是用秦汉量器实测的结果，应该没有什么疑问。这样一斛的重量也就是150*10*10=15000公克。如果再用一钟等于六斛四斗来计算，则一钟的重量也就是 15000*6.4=96000公克。这也就是96公斤，相当于192市斤而已。秦地行大亩(240步一亩，当今0.6916市亩)，按这个关系来换算，则相当于现代亩产约278市斤而已。按现在的标准，实在不是什么高产田。当然在当时没有化肥，农药，种的本身又是低产作物，这个成绩也就不错了。

再来看邓艾的问题。“三千万斛为十万大军五年食”，则平均每人每天的定量约为0.164斛，也就是16.4升。16.4*150=2460克，也就是五市斤左右。如果单是人吃，似乎是有点过分（如果不吃肉，只吃饭，其实一个壮劳力是一顿要吃一斤多的。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不过也要考虑到十万大军并不是只有人，还有随军的牲畜要吃东西。这样一天五斤又有点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