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班的采访战

李顺亮

2010年9月12日19:02

做记者难，在中国做记者更难，外国人在中国做记者更是难上加难。对于来自大平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来说，在民国时代多灾多难的中国，采访本身就有如战争一般，是那样的形势逼人。

虽然说新闻战争如影随形，但是完全跟得上步伐的记者，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都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班回忆录《民国采访战》，让我们看到了那一时代的新闻采访战争的大致景象。跟得上的记者，采写出来的至少还算得上是新闻，至于新闻的含金量，则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与记者的水平直接有关的；跟不上的记者，制造出来的就基本上可以说是谣言，只不过披着新闻的华丽“外衣”罢了。

新闻在战争面前尤其如此。“1931年秋天至初冬，沈阳的大和饭店是外国记者的总部。最多时，住店的记者总数达八十多人，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国记者……”但是，置身于消息汇聚的中心地带，并不等于记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实实在在的新闻。这时，新闻与谣言往往也是相聚在一起，并且仅仅只有一步之遥。阿班说，“大和饭店于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谣言工厂。大家拼命抢夺新闻，要想得到独家消息，可谓难上加难。有些报纸只求耸人听闻，旗下的记者便依此炮制，搞得其他记者要忙于替他们辟谣。”

有什么样的报纸，自然就会出什么样的记者。追求耸人听闻的报纸，必定逼得记者如“人咬狗”般乱来。“一些贩卖轰动传闻者，平时只游走于大和饭店的酒吧与沈阳总会间，却在报道中捏造随日本人奔赴前线，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置身战壕里，同士兵一起挨饿。”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其实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少改变，躲在宾馆里一边悠闲里吹着空调，一边制造紧张气氛的记者并不少见，又有多少记者是真正抱着海边的大树，来报道可怕的台风呢？不过，话又说回来，除了电视的出镜记者之外，确实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交通的便捷，互联网的发达，以及信息渠道的通畅，想要私下获取秘密的消息，发布自己的独家新闻，在如今的新闻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除了美国在反恐的大旗下入侵阿富汗成就了半岛电视台，我们又看得到几条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独家的消息呢？哪怕是“新华社受权发布”，这么大的名头之下，似乎也没有一条新闻留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

其实，在阿班的新闻时代，独家消息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但阿班天生就是一条适合当记者的“狗”，嗅觉敏锐，办法奇多，他的独家新闻之多，的的确确不得不令人为之叹服。“在所有美国新闻记者中，我认为感为杰出的要推《纽约时报》的哈雷特·阿班。”连新闻同行的日本松本重治都在《上海时代》里感慨：“他不用像我这样，身为日本通讯社记者，每天都必须为早晚两次的报道发稿而疲于奔命。”原来，“由于阿班常年驻中国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颇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时报的声誉，所以他的交友相当广阔。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是极为亲密的友人”。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漂亮的独家消息。阿班回忆录的中文译者杨植峰在译者序中说：“新闻史常说，最先报道西安事变的，是路透社的赵敏恒。但赵敏恒是靠嗅觉推断，最多是猜测，阿班则报道了宋子文及端纳的亲口引述，铁证如山。”

获取绝密消息已经不易，敢于顶住一切压力发布，又是万难之事。阿班曾为此得罪了南京国民政府，也曾为此差点丧命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动荡不安的中国，恰好是新闻的时代。杨植峰说，“阿班的个人情感观点固然爱憎分明，新闻报道本身却力求超然于党派政争及国家、民族爱恨之外……”可正是这种超然，却引来了南京国民政府全力要驱逐他的“阿班事件”，也引来了日本侵略者的格外“关照”，欲除之而后快。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阿班说，“贵国之所以要求将我驱逐，并取消我使用中国电报系统的权力，笼统的罪名是我在报道中国政治及军事情况时，充满不公正与偏见。”“……在北平，即使是在集市里，大家在抱怨一通之后，总是说：‘美玲沉长江，中国少遭殃。’这几乎成了格言了。”“张少帅宣称，国民党人的原则固然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但国民却遭到现今南京领导人的背叛。他们已经‘烂到了芯子’。因而，‘只有将他们扫除干净，方能改变此种万难容忍的局面。’”1928、1929年的这两次报道，让阿班坐到了火山口上。得罪了宋美龄，哪里会有好果子吃，“蒋夫人的身份，并不仅仅是总司令的夫人。她在内政方面极其活跃，并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她对总司令遇到的所有问题，都献计献策”。而张学良不敢承认自己的“大话”，也把阿班害苦了。

“阿班事件”，让阿班看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私利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对“阿班事件”的态度都取决于此。站在阿班一边的，是冥顽不化的一群，“见再生后的中国将废止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便觉得自己的安全和垄断地位受到威胁”。支持南京政府的，是那些所谓目光远大的团体，“旧条约已时日无多”，“应该处处表支持，否则难免又被逐出内地”。而1930年回到纽约的阿班，“看到一百三十多封在华美国人的来信，要求将我要么解职，要么驱逐。在信末落款者中，许多人平素都装成我的支持者及好友，总数约有三百人”。

自从有了党派，就难免有一党之私。曾经引导舆论、发动群众的宣传部，一经国民党军事独裁，就变质为控制舆论、服务独裁的“不宣部”。中宣部的厉害，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因为满清专制统治早已让中国人习惯了“莫谈国事”。老舍的《茶馆》里张贴的“莫谈国事”纸条越来越多、字体也越来越大，正是满清、民国交替时代的生动写照。但只要是记者，都会对中宣部惧之三分，生怕哪天喉舌被整得发不了声。焚书坑儒，那是嬴秦的暴政，被人前前后后骂了千年，不知还要骂到猴年马月。但是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文明时代文明人的手段，却更令人感到害怕。

来自美国的“洋大人”——阿班，看来也不能幸免。中宣部的关照一样笼罩在他的身上，惟一的不同只是他倒没有什么生命之虞。阿班说，“在中国，负责新闻检查的部门，是南京政府某部。它拥有大权，可以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进行‘检查’。它与盖世太保相似，对思想实施控制，并自定规则，频繁剥夺记者使用电报的权力，没收和销毁报纸、杂志和书籍。对于冒犯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中国人，它可以下令逮捕和处死。”

其实，不管是谁，只要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就一定会有危险。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居然是反对运动的，这样的悖论在胡适身上恰恰共存，连国民党看了也很是不爽。“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反动派总是说别人是反动的，连胡适这样的“领袖”也不能幸免。

阿班说，“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而救了他的命的，居然是《纽约时报》，为救一位中国人，这张报纸动用了“社论”这个最厉害也是最后的招数。那是1929年8月3日发表的“社论”，这个主意就是听说胡适“已被秘密判处死刑”的阿班出的。“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这篇“社论”被阿班在远东广为散发之后的四天，胡适被无条件释放。

这是一篇伟大的“社论”，虽然社论并不是阿班写就的，不然报社也无须为了让阿班在远东广为散发，而将“社论”用电报发给他，但是这篇“社论”显然是建立在阿班发给报社所概述的电讯稿之上，此事的最后促成完全可以说是阿班的得意之作。不然，阿班不会在他的回忆录里，不加删节地全文照登这篇“社论”。我也有必要把这篇“社论”附在文后，作为对这件新闻传奇的最好记忆。

阿班会全力以赴对胡适施救，也正因为英雄所见略同之后的惺惺相惜。“虽死而未掩埋，而任何未掩埋的死物，都将对活人造成危害。”这是胡适对国民党的看法，被阿班引用在了1936年的密函之中。“但蒋介石本人是不得民心的。即便是他在军界、政界里的拥趸，对他个人也谈不上热衷。他还算能干，却惯使手腕，致使容易树敌而难获忠臣。”基本上，蒋介石日后在中国的的命运，也被阿班看穿了。但阿班却遗憾没有看清中国共产党的厉害，想来根子在于他一直没有走进中国共产党的“红区”里。

“多年后，我回到美国定居，并到处讲演。这时发现，在远东的所有问题中，中共问题，是误解最多最深的。”连阿班都对中共有这样的误解，可见对中共误解应该是那个时候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美国的阿班才恍然大悟，“多年来，我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与苏俄的‘共产党’，其实远不是一回事。它既非列宁-托洛茨基意义上的共产党，亦非斯大林治下那种意义上的共产党。中国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一场劳工运动。”

“新闻行当中，有个词叫‘预感’。这感觉颇为奇妙，难以言表。有些人从未体验过，有些人倒是有体验，却总是不对。上海就有这么个记者，永远猜错。”阿班的预感总是对的。日本人之所以先高薪诱惑，再继以屠刀相向，正因为阿班总是看透了他们的内心深处所隐含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并且一再以新闻把真相还原给世人。阿班说，“我坚信，日本的行为，乃是全体人民及整个国家的行为。他们在极短时间进化为世界一流强国，自豪之余，更有清醒认识，深知若不侵略扩张，就会退化为二流甚或三流国家。它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若不以他国为代价谋发展，必将为他国所超越而落后。”宋子文会成为他的好友，也正因为总是所见略同，一样深知日本，“要知道，有些人总认为对日本人了如指掌，能和他们和谐相处，其实是犯了大错。事实上，日本人只崇尚一样东西——武力”。

日本轰炸上海闸北，让整个文明社会都无比震撼，也让阿班为文明的倒退而感叹。“仅仅相隔十二年，我们对这块土地上的种种野蛮行径竟已如此习惯，以至连美国都急不可耐地一次次轰炸东京，最终使日本所有城市化成片片焦土。仅此一例，即已说明轴心各国的邪恶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树立了残暴的榜样，而我们为赢得最终胜利，亦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使我们变得野蛮，并使文明人的良心后退了整整五百年。”毋庸置疑，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对垒，其实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仍然是文明人失败了。因为文明人实际上也变成了野蛮人，口头虽然仍是文明的，但是行动已经是野蛮的了。

美国人是看不透日本人的，阿班是例外的一个，当然不排除也许还有人主动视而不见。美国政府看来就是视而不见的一伙，没有人把阿班的情报乃至警告放在眼里，于是不得不吞下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袭的奇耻大辱。1938年，阿班就已经与母亲约定，采取安全预防措施。原因就在于他“乃至深信，若英德之间开战，日本一定会攻击我国……日本人的当头一棒，必然对准珍珠港，因为它与日本的距离，比巴拿马近了数千英里。”日本与美国的冲突是原则性的，战争自然就注定会上演。“日本对华的整套计划里，有一点是美国万难同意的，那便是要求分裂中国，或要求由日本支配中国。”而且阿班还早已发现，“日本人正在满洲大兴军事工业，其规模之巨，明显超出中国战争的需要，无论中国战事会拖延多久”。

还是阿班厉害，老早就看透了日本人。“就军事而言，这确实是‘光荣’的征服。自成吉思汗以降，从未有过。后世的日本人，都将以此为荣。若以为日本人会因战败而得教训，不再崇尚军国主义，实乃大错。”以史为鉴，只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有用。除此之外，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会自愿背上重重的历史之壳。也难怪，他们哪里有多少历史可言。只有中国人的历史，是尝尽了世间百味的历史，让每一位中国人都无法逃离。

一个优秀的记者基于对情况的了如指掌，往往能够穿过新闻的背后，参透历史的玄机，直面人间的丑恶。阿班就是惊人的预言家。“即使等于今日的日本青年一代步入老境时，绝大多数日本人，仍不会视这十年为耻，不会认为它记录了日本人的贪婪进犯和野蛮屠杀。他们必将坚信，1931至1942年,他们是行进于光荣的坦途。他们还将死抱一个信念：既然已经得手过一次，必将再次得手。”今日的钓鱼岛就是明证，小小的钓鱼岛日本都会无所不用其及，就只能说明钓鱼岛仅仅是日本大战略的第一步。

日本侵华给中国人造成的深重苦难，今天的日本人是不愿体会的，更不会自觉惭愧。哪怕是在今日的日本，仍有太多的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历史的罪行。“但在1931及1932年的满洲，日军的行为，比之他们1937年后在长江流域一带的行为，相对要规矩些。”阿班认为原因在于：其一，征服满洲时，日本尚心存疑虑，不知美欧会有何种反应。其二，最主要的因素是，征服满洲的部队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1937年，驻华北日军的总体行为，也是远胜于长江流域日军的行为。华北的日军是老练的正规军，而成千上万运往华中地区的日军，大多是新招的流氓无赖。”可怜，来自文明世界的阿班，仍然要对野蛮分出文明的一二。

虽然阿班遗憾自己没有看清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却看清了“二战”之后的中国必然崛起，看清了美欧人士在中国的未来境遇。白人高高在上、治外法权、军队驻扎、军舰巡弋，“美欧人士在中国的这种好日子和地位，将一去不返了”。阿班的敏锐在于，早已发现“白人地位最重大的变更，在于他是惨败于亚洲势力，并被亚洲势力逐出亚洲的。”“是谁打赢此战”已经不再重点，重要的是亚洲势力已经崛起，中国已经是中国人的中国。而崛起之后的中国，必然有自己的文化取向，中国的文化价值回归，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一个胜利的中国，将容不得别人继续‘将野蛮人基督化’”。同样，战后的亚洲，也并非太平盛世。

记者的苦是难以言说的，阿班也不能例外。“在中国做事，讲究的是处处勤力，时时警觉。我必须一周七天不离岗，一年到头全都如此，即使圣诞节和其他节假日也不例外。纽约时报是七天都出报的，我的竞争对手和各大新闻社全在流水般地持续供稿。独家新闻当然妙不可言，但若被人抢了独家，那就倍感羞辱了。”虽然“今日上头版，明日遭忘却”，也是阿班的遗憾，并且声称想去爱达荷抓鲑鱼，但是阿班总是“未得机缘去抓它们”。其实，原因很简单：属于新闻自由的阿班，永远不会让自己自由。

“战争的胜利，若不能使传媒恢复彻底自由，并在鸣金收兵后即刻生效，则这场战争，便是徒然。只有报道自由及评论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临后的错误。而这种错误若出现，则不等回国将士的下一代成人，势将使点火重燃。”可惜，阿班这样的忠告，美国并没有记住。美国的新闻自由不自由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美国并不想让战争落幕。那么，阿班们忙碌依然，因为战争不会落幕，采访战也永远不会落幕。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

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胡适先生的友辈中，许多仍在他的求学之地美国，对于他至今没有倒在国民党独裁者的枪口下，常感惊奇。1927年回国不久，面对主宰一切的排外主义，胡适便充满勇气，敢于放言，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坚持认为，横遭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脏、残暴、极端漠视人类生命及充满宿命论的东方“精神”文明，要远胜一筹。胡适的真话，对于这一精心塑造的东方假象来说，无异于叛国之举。

去年冬天，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中国企图指逼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这种褊狭何时到头。要知道，这个受迫害者对当代中国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牢记，而迫害他的人，将早早被人遗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为地方性事件，或许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寻衅闹事，鉴于当前局势动荡，此举或许也可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