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神话

李顺亮

2010年9月5日1:50

革命的现实总如神话般绚丽多姿，可是革命的课程却完全可以用枯燥乏味来形容。既然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按理对于一切历史，都应该有种本能的兴趣，可是在我四年大学时光里，中国革命史课程总是让我不堪忍受。一同上课的同学真正专心致志的，其实也就可怜的几个分数狂，大多数的同学想来应该和我一样，在老师的革命语境中，思绪似睡非睡起伏不定，早已做自己的“革命神话”去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其实，基本不用再多做什么探讨，老师是不是能说会道已经不再重要，老师本身革命史的专业深度都让人觉得丝毫没有，反正革命史之乏味无聊，已经成为同学们的共识。王奇生说得好：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而他带来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居然是我在卓越网购书时随手选择的不要白不要的赠书，可是却歪打正着，让我平生第一次把赠书先于所购的“正书”看了个够，没想到原来革命史也可以如此的鲜活与有趣。可怜当年我的老师，虽然是大学的老师，但是大多还是在照无聊的本，宣莫名其妙的科，自然要落得个无人喝彩的下场。

原来的我一直以为革命史课程，是新中国解放之后才有的事。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历史上的民国时期就有“革命史”课程，根本不是我想当然的那么回事。因为对于革命史有这样的抵触情绪，所以自然也不会去深究面对同样或不同样的“革命史”，比自己高一代又高一代的学长们，乃至历史上的大学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总以为也基本是抵触的，哪里有可能会欣然“悦”读？而历史的事实，似乎也是如此。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废止“党化教育”名称，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1932年教育部修订各级学校课程标准时，将“党义科”改名为“公民科”。虽然名称代有不同，但是用意大体一致。刻板僵化的“革命史”，收效也是惊人的相似。国民党四大曾检讨说：“中央年来厉行党义教育，国内大中小学均有党义教育课程之设置，惟综其结果，不但成效难收，反使一般学生感觉三民主义之空虚枯燥与毫无意义。”

新、旧两个时代，“革命史”老师的地位究竟如何呢？“党义老师的地位，连担任自修课的教员都不如。”1929年，陶其情在民国日报上发文《难乎其为党义教师》这样说。而我读大学时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革命史老师的地位，似乎也是不高，至少在学生的心目中，是远比不上其他专门史老师的。当然，新时代总有新的进步，革命史课程表面上是如此的重要，作为大学公共课的革命史，没有你可以选修与否的余地，那也意味着革命史如果不过关，你的大学文凭就是想混，也会出了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生还算是文明的，除了偶尔上课小声聊天之外，对革命史老师还是尊敬的。民国旧时代的大学生似乎就有些过份了，大大超越今天我们的想象力，甚至只能用那时的大学真的自由来理解。1931年马超俊的《实施党义教育之重要》说，即使有党义教师的大学，其党义教师的处境亦十分尴尬，因被视为国民党派来宣传主义的，经常遭到学生的轰赶。

革命是个什么东西，其实也是千人千面，没有几个人真正说得清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王奇生说，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俄国革命的深切感受，与其说是来自布尔什维克的主义，不如说是俄罗斯劳农政府对中国宣布放弃旧俄各项权利和赔款的通告。小时候的我，以为革命就是要人命，换而言之，只有要人命的才是真革命。上了高中以后，拜读了鲁迅的阿Q以后，革命在我眼里就变得有些诙谐起来，革命成了“‘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的东西。长大之后，才知道革命的出处是《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反正，革命就是新的东西，要来革旧的东西的命，至于新旧交替的过程，虽然总是无情也无可逆转，但是是不是真要如杀人一般残酷，却也未必。可是，如今一说起革命，仍然总会让人色变的。这是革命的历史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造就了这种令人民大众恐怖的见解。

不管怎样，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本来就特别强，革命更是一个可以从众也必须从众的东西。革命既然已经出发，谁若不跟从，也就意味着谁不革命；谁要是半路停下脚步，不愿继续走革命道路，也同样意味着谁不革命。于是，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淹没了整个二十世纪，要么你跟着革命的车轮一直往前，要么你被革命的车轮无情地碾过。蒋介石的成功，在于他北伐之前的革命，而蒋介石的失败，也在于他北伐之后的反革命。在革命面前，是没有不革命的选择的，不革命就意味着反革命，因此，要么你是革命者，要么你是被革命者，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事。还是梁启超先生厉害，早就看透了革命：“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于是，革命自然而然地被神圣化，而神圣化之后的革命后果可想而知，正如王奇生所说，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同样，这个领域革命成功了，那个领域依然还要革命，武装革命成功了，文化革命依然还要继续，唯已独“革”，唯已最“革”，唯已真“革”，非得把这个世界革了个遍不可。因为，革命就意味着彻底，不彻底同样就是不革命。

“若说五四孕育了中共，五卅则堪称是中共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共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标志。”王奇生看得很准。中共在运动中诞生，也在运动中崛起，运动是中共存亡的关键所在，没有运动也不用谈什么中共革命，没有运动也会要了中共的命。运动既是中共生存的看家本领，又是中共发展的绝妙利器。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毛泽东看得准，辛亥革命只是留学生、会党、新军等所为，而五四运动则生产了全国民众“大联合”的动向和趋势。社会底层的民众既然被运动起来，想要刹住这个社会“大车”就是难上加难。于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一次又一次不断增加了运动的加速度，也一次又一次不断增加了运动的新能量。运动的惯性是可怕的，可以是创造力，也可能是破坏力，刹车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在新的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减速，另一种是在新的运动中改变它的行进方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属于后一种办法，在改变行向中让运动减速直至停车，刹车的过程是如此的艰难，以至于仍有运动的余波一次又一次出现。今天的我们，如果与五四运动的先驱相比，那是太不革命了，谁要我们走上街头，那大部分人都会怀疑他究竟想干什么？但是，上个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运动，所积累的能量太过于强大，直到今天谁如果断言已经刹车成功，那可能就会自打嘴巴。

既然是革命，那么想简单不复杂，也是不可能的，相伴而来的有观念新旧的问题，自然也有地域之分的问题。国民革命军在北伐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就碰撞在了一起。王奇生说，在北方民众的感受中，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不仅隐含着“有道伐无道”的气势，更有“南方人打北方人”的意味。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宣言，既然要特意强调“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就反而显示出这两个问题在当时的严重性与普遍性。可见新旧问题、南北问题，实为此一阶段乃至上个世纪中国的两大根本矛盾。辛亥革命以降，这两个问题就迅速突显出来。当然，此前已有先兆，比如清末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东南互保”的出现即是。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冲击，是随着西方的军事侵略而来的，相伴而生新旧文化的差异太过厉害；另一方面，以中国之大，四方地理迥然不同，相伴而生的南北经济差异太过厉害。在新旧文化的差异、南北经济的差异面前，想要获得一个政治上的完全一统，自然是比登天还难，非有革命的气概与毅力无以成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一段话。但是小时候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么多，只是常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挂在嘴边，有时还在吃请前学着大人的样，假作严肃以博一笑。大体在脑海深处，革命与吃饭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绝对不能关联到一块儿去。长大之后，当然知道民以食为天，革命者有如武侠小说的英雄一般，风里来雨里去戎马倥偬，不吃不喝那是不可能的。虽然万事离不开吃，革命也要吃饭，但是革命完全为了吃饭，革命居然还要请客，却真是单纯的我们所不敢想象的。五卅运动期间，数十万工人之所以能持续罢工数月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即来自社会各方的巨额捐款，使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得以维持。“工人领袖”鉴于这次的经验，以为只要发起大规模的罢工，必能得到社会各方的捐款救济，甚至事情还没有做好，就以要钱揩油，视为正当，这是我党上海区委总结出的“五卅恶习”。王奇生说，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恶习，我党组织甚至被“工人领袖”胁迫，发动了1926年的小沙渡日厂工潮。而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共对上海流氓、包探基本上采取“联络”的策略，一改以往的自己被绑票、抗争奋斗的局面。这里的“流氓”不是别人，主要是指帮会头目。“今天再请各流氓吃饭”，这样的话语赫然出现在区委主席团会议的记录里。

革命有这样的恶习，其实也不足为怪，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才更显革命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王奇生说，在我党上海区委看来，工人信仰工会轻视党，也是“五卅恶习”。原来，在五卅运动中，工会“几乎全变成为发钱的机关”，“工人入会，似亦专为救济费而来，甚至于会内要叫一工友送封信往数百步之外的地方亦非先给他以钱不可。”“入党谋生”，出于个人生存需要而投向革命的，自然也是有的，而且这样的事情并不只是一个上海的局部现象。1929年，在潮阳，党员向党领伙食费的多达二三百人，月需千余元。为了维持一大批失业党员的衣食问题，各地党委只好采取“捉猪”（即绑票）的方式筹款。当年，我党广东省委曾为此慨叹：“同志们尚未根本明了党是什么东西，他们好象以为党是维持党员的生活的，而不明了党是领导群众斗争的党。”

革命者的革命意志毕竟是在革命过程中，不断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锤炼出来的。没有这样的考验之时，教育与培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也许正是因为看到“入党谋生”党员不纯问题的严重性，1928年六大以后，我党中央就要求每个支部的党员“到会，纳党费，看党报，推销党报，讨论问题，在群众中工作，介绍同志等等”。看党报，推销党报，被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其实，就是借此让党员接受党的主张，推销党的意识形态，向群众宣传，占领舆论阵地。这即是对党员，又是对群众较好的教育与培训的手段。但是，革命本身才是对革命者最好的教育与培训，不管中国风云如何变化，紧紧抓住“枪杆子”与“笔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是我党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因为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在革命过程中锤打出了一支坚定不移的革命队伍。

既然连当时的共产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代的国民党自然也难幸免，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可能更为高雅一些。抗日战争爆发后，1941年开始，昆明物价骤涨。1942年，姚从吾在西南联大办国民党时，就坦承举办学术讲座的目的，对学生重在安定人心，对教授重在“联络感情”。王奇生说，对演讲者而言，“联络感情”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学术，而可能在演讲报酬。二三百元讲演费，对讲演者不无小补。聚餐也成了笼络和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饭后谈及请大家入党的意思”。姚从吾承认：“在联大数日不得一饱，忧困交迫情形中，有此调剂影响实大。”其实，在活下去都成了问题的那个年代，只要能填饱肚子，对一般的没有政治辨别力可言的民众来说，入什么党是不成问题的。1944年，魏德迈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连当兵了都还吃不饱饭，可见国难之深重，国家之慌乱。这些兵其实也是国民党员，只不过他们是通过集体宣示的方式加入国民党的，或许他们连自己在宣示什么都不知道。为了生存，既然可以当兵，自然也可以为匪，那真是时代的悲剧。民国年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为匪者，则“妻室恨其懦”，原为匪者，则“父老夸其能”的怪象。

革命化是什么，基本上可以视之为民众化。革命是发动民众的革命，民众化是革命化的基础，没有民众化，革命化就无从谈起。因此，革命的法律自然就是民意，而革命法律所祭起的大旗，也是最神圣的武器，就是反革命罪。早在1925年，唐有壬就在《甚么是反革命》中说出了这种东西的厉害：“现在社会里面——尤其是在知识阶级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像宣布了死刑是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时，固守武昌困兽犹斗的陈嘉谟和刘玉春，就这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被“人民审判”的“反革命犯”的鼻祖。刘玉春的受审情节让人深思，他在回忆中描述：

玉春曰：玉春是国家大将，有守土之责，若是革命军中大将，见枪响即投降，诸公以为何如？

玉春曰：汝言又差矣，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中国人民四万万，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其余者皆反革命耶！

只有革命的人才有反革命的资格，而本来不知革命为何物的人，何言反革命？话虽如此说，但现实就是如此，既然只有自己有革命的资格，那么别人就只有反革命的份。1927年，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演讲，“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那时的蒋介石也许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反革命。1949年，新旧政权更替之际，国民党上层文武百官纷纷一走了之，留下几百万乡镇保长替国民党赎罪。赎什么罪呢，其实赎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的罪。王奇生说，一些保长实际够不上地方资格，但由于人们对他们派夫、派款、抓壮丁等，恨之入骨……土改时期，各地保长几乎无例外地被划入地方阶级行列。真正派夫、派款、抓壮丁的，其实是蒋介石的“革命政权”。看来是悲哀，谁是革命者呢，谁又是反革命者呢，其实，分野就在于你与我了。

我是革命的，你就是反革命！呵呵，这就是历史，这就是革命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