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报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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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报业史

李顺亮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这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上记载的，一段毛泽东求学时代的故事。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是每天都要买报纸看的，甚至通过报纸的广告选择自己要上的学校。中国的报业在晚清发端之后，新兴的报纸就深深地吸引了许许多多毛泽东这样的有识之士。新闻是昨日的历史，的确从晚清以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变迁，都可以从报纸之中寻来。尤其是晚清社会思潮之起伏，更与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孙中山先生有言：“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

虽然在新闻单位从业多年，但是我对报纸的力量的认识，却从未上升至这样的高度。拜读陈玉申君的《晚清报业史》后，我才深信孙中山先生所言并非溢美之辞。从外人办报发展到国人办报，从维新报业发展到革命报业，真是“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于是，晚清报业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象是一部晚清思变录。中学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上，收有晚清报业的“苏报案”，但给那时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小小”的报案而已，年轻的邹容革命热情可嘉，但冤死狱中实在可惜。《晚清报业史》以专节记载了此案的前前后后，1903年苏报只是在“新书介绍”栏，以《介绍革命军》为题，向读者郑重推荐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高高在上的晚清皇朝就不顾脸面，在上海租界最最低级的会审公廨，与自己的子民对簿公堂。仅此，就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之大事了。晚清皇朝在庚子国变之后，才猛然醒悟到报业执舆论之牛耳的威力，一改百日维新后的“无裨治体，徒惑人心”，裁撤《时务官报》的做法，鼓励大办起官报，想方设法全面遏制革命报业，只是为时已晚了。

要如张闻天所言“在肩膀上长著自己的脑袋”，其实并非易事，而晚清报业的作用，正是激励出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人来。言论，是报纸的旗帜。发端之初的晚清报业，就极其注重言论，言论是每期报纸必不可少的内容。晚清“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曾提出衡量报纸之良否的四条标准：一是宗旨定而高，二是思想新而正，三是材料富而当，四是报事速而确。其中的第一、第二两条，就系于言论。我以为，报纸之高下，品评其言论足矣；而要评价一张报纸受欢迎的程度，观察其广告的深度与广度即知。晚清的报业，从一发展就与广告分不开，而且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发端之初的大多数报纸的一版，居然全以广告为主打内容，什么船期、行情之类。

至于假新闻，也可以在晚清报业史上找到源头，大体的趋势是越是社会混乱之时，越是假新闻横飞骗世之机。假新闻，早已是时下社会所深恶痛绝之事，无论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这样，前些日子《纽约时报》的高层还为此所累而去职谢罪。

在山城三明，要求购历史类的书籍已不是易事，更何况还是这样有关阶段的专门史专著。但愿能多些这样的书籍，让我们多一份别样的阅读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