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的历史悲歌

——《晚清史》读后感

李顺亮

晚清的历史，一切皆是被动的。中外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主导晚清历史的主旋律。从被动地睁眼看世界，到被动地“洋务运动”，再到被动地“百日维新”……一部晚清的历史，可以说完全是一部“被”时代的历史悲歌。

晚清百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变革要求与外来力量相遇，中华帝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转型，艰难地踏上了近代民族国家之路。”以往读史，每每读到晚清史，常常让人觉得压抑、难受。但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的《晚清史》，正如其所说“尝试了新的写法”，教科书式的罗列历史与主观诠释在这里不见了，生动成了第一追求，背景拓展的“知识框”让书显得更为厚重，“读来让人有兴趣，耐回味。”可以让我们在相对的冷静中，对晚清的历史更多一点理性的思考。晚清到底怎么回事，晚清的悲剧根子在哪里？其实，晚清的内在变革要求，根本就是被动的，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人们常说的“落后就要挨打”，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真正的根子恰恰在于“被动就要挨打”。偏偏这样的国家，又是全世界最让狼子野心家垂涎三尺的地方，地大物博这时并不是什么好事。1878年的巴黎博览会，薛福成记述了当时的盛况：“观者佥谓物华天宝，惟中国首居之。雕刻之精，则以象牙、红木、花梨、紫檀器具及广东之锦绣几屏为最；颜色之艳以绫罗纱缎，镶嵌之美以宁波之床为最。次则磁器、古铜、大理石桌椅、古今之瓦、历代之钱。”一味被动地退让，结局必然是也只能是进一步刺激侵略者的侵略野心。对侵略者，我们既要有破釜沉舟的坚定决心，又要有迎头痛击的主动准备。可惜，在近现代国家关系史上，惟见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敢战能和。于是，晚清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中法战争结局早已先天注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会出自慈禧的“罪已诏” 哪里还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晚清的中国人也早已心知肚明，1877年10月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长江轮船通航后的情况，“当地商人往往将装满货物的商船挂羊头卖狗肉式地‘过继’给任何一位欧洲人，佯装货物是他们的，大模大样的欧洲人只要在收费卡子上发点牢骚，就会顺顺利利地通过。”这是被动的不平等政策的必然产物，假外资挂个“洋头”后粉墨登场，就享有了一路绿灯与无数优惠的特权。在晚清，专制皇权的威严依然是最重要的，只要是涉及面子与礼仪，总是 “政治挂帅”，奢侈浪费是决不在乎的。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10月回京的排场，让英国记者莫理循都看不过去，在《泰晤士报》里描述：“这条皇帝的专用道，由本地的一个承包商承建，造价每8码高达50墨西哥元（约每英里1000英镑），铺设路面的泥土都要从远处运来。这种道路，根本不适合中国的普通交通用途。在中国这块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土地上，这是中国朝廷和官员奢侈浪费的一个典型例子。”

晚清的“内在变革要求”，是一次次被动挨打之后的结果，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动作为。鸦片战争“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书‘免谈实事’四字，俨有读书偶语之禁。”今天的后人常常感叹晚清之时，中日处理危机、维新图强极其不同，甚至当年的日本人也为之感叹。盐谷宕阴在《翻刻＜海国图志＞序》中叹息：“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所用，而反落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矣，而并为清帝悲之。”其实，以中国之大，小小五口通商，自然并无大碍，难以改变全国平静之大局。而日本以弹丸小国，稍受侵扰，必然举国动荡，无人能免，波及之广，影响之深，人人皆知不改弦更张，国将不国，而身必为奴。中国以国之大，撼动亦难，变革亦难，实可叹矣。“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以曾国藩之伟大，也深知结局之可怕，只能“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以免受辱。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下了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的这次深谈。没有几个人能够改变这种现状，更多的人只想被动地在“友邦”施舍的“安逸”生活中，勉强维持着眼前的富贵与秩序。1883年10月25日《申报》以《论西人渐染浮嚣之习》为题载，“至于坐马车、登轮舟，华人亦皆以为乐，甚至雪茄之烟衔于口中，弹子之房游于暇日，大餐之馆坐客常满，左手持叉右手执刀，以恣大嚼者，皆华人也”，就是这一景象的生动写照。没有人管这表面的繁华背后，是谁在承担中华民族最深重的苦难。曾游历各地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倒是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大米对穷人而言是一种奢侈品，一年中他们也就只能吃到十几次。甘薯是他们不得不依赖的主要食品，外加腌咸白菜和萝卜作为调味菜。很容易想象得到，这样一桌饭是远远无法满足健康人的需要的。这就是中国劳动阶层的现状，尤其是在农村，身体健康、体格强壮的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吃对于中国，历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连大米都是一种奢侈品，还好有明清之时，番薯这种农作物的传入，与广泛的种植，才养活了明清以降倍增的人口，成就了康乾盛世的繁华。作为盛世最主要的标志，人口的增殖常常被历史学家作为首要的证据提起。而盛世繁华的背后，往往是以土地及其主人的悲歌作为代价来承载的。1877年10月2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这样描写上海的外滩，“豪华夸张的建筑风格向巨人展示，在这个城市兴建之初，它的土地是多么廉价啊，没有人会在意占地面积是多少……”

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对中华原有文明的冲击，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熊月之在《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中说，“国人之于西学的反应百态千姿，笔墨难摹，竭诚欢迎者有之，全力排拒者有之，完全相信者有之，全然不信者有之，疑信参半者有之，始疑后信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总的趋势是，受众疑忌逐步消解，反对声音渐趋弱小，新学影响日益扩大。”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对于新生事物的态度，大多如此。要人接受新生事物，毕竟人的认识、了解、彻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这一过程之中，就会千姿百态，不断上演精彩的“碰撞”故事。“1906年7月19日，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端方从海外带回影片和放映机，打算献给慈禧，先邀请在京王公大臣观看，不料放映中机器炸裂，众人吓得不轻，献礼一事自然作罢。”中西文化“碰撞”，就是常常上演这样的开幕戏，让人在懵懵懂懂、匪夷所思之余，吓得不轻。但以晚清的中国地域之大，任何文化上的影响都不可能是摧枯拉朽的。“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近代科技的应用，主要见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特别是东部沿海及其附近地区，即使同是通商口岸且共饮长江水的上海和重庆，亦因分处东西部而呈现明显的落差……”1909年8月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沿途观者如堵。当时的情景，身为杭州人的夏衍晚年曾有追忆，“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溶成一片，这个大场面，尽管时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是记忆犹新。”火车通车的记忆，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共同的记忆贯穿始终。至今，仍有未见火车的偏远之域，可见以中国之大，转变之难。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也是这样，存在着地区差异，快慢不同，程度相异。“……由于中国传统手工业门类众多，其生产内容和形式又各有不同，与外国商品既有竞争，又互通有无，并不单一表现为没落或破产，而是有衰败，有保持，有新兴，也有盛衰互见，变化多样。”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的广泛破产，也是这样有一个自东向西、由浅入深的过程。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过程对于晚清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来得太快，快得让人难以接受，甚至都来不及回过神来。的确，对于中国历史，晚清史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这种近代化过程之所以更加痛苦，则在于完全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哪怕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失败的变革，也不会让人觉得痛苦；不受控制的、没有规律可循的剧烈变迁，自然让人撕心裂肺。

晚清中外宗教信仰的冲突，往往是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正如戴鞍钢教授所说：“这些民教冲突，很多并非是因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是源自实际的利益纷争。”康熙年间的传教士张诚对此看得最为透彻，知道康熙“他可以庇护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但是他不能放任信教的中国人，这些中国教徒以为依仗我们，便可以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任性妄为，那是他所不能容许的。”其实，对于任何朝代的统治者而言，皆是如此。宗教问题所导致的冲突，一旦走向极端，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再与民族问题绞在一起，其后果是相当严重与可怕的。“有些所谓的教民入教，只是为了得到教会的庇护，逃避自己做恶事应受的惩罚，或利用教会的关系，影响地方司法，也有传教士自己卷入或插手干预地方官员的事务等……”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迫在眉睫的危险让他深深地担忧，“我认为很可能有一天绝望的情绪会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也许会被杀光”。他承认：“义和团，它源于爱国，基本思想是合理的。”“今天的这个事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幕，是远东未来历史的基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还是体制内的“旁观者”，更能清醒也更能清楚地认识到事件的本质，及其深远的影响。义和团之爱国，自然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如此激愤，如此蛮横处事，实者害国。更何况被别有用心的满清当权贵族所利用，以达到其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不被引入歧途，几无可能。

满汉之防，可谓贯穿大清皇朝的始终，晚清自然无法例外。哪怕到了1906年的“预备立宪”，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担心“立宪有妨君主大权”、“立宪利汉不利满”。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在日本东京召开，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会议将要结束时，因与会者人多，房间狭小，会场后边的坐席不负重压，轰隆一声，忽然坍倒。孙中山目睹此景，笑着对大家幽默地说：“此乃颠覆满清，革命成功之兆。”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看透了晚清必亡的真相，不再是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的一厢情愿。“企图依靠清朝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来实现这些主张，自然是不可能的。”其实，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从根本上说完全不是主义的问题，而是存亡的问题。至于主义与否，则是病急乱投医罢了。不变则亡，小变则亡，虽然已经成为晚清整个社会思维的共识，但是仅能存于士大夫之内心世界或汉族小团体之私谈家议之中。满清的文字狱积威之下，没有多少人愿作公开振臂一呼，更何况以李鸿章之流，深识满清骨子真相的“聪明人”，更不愿惹祸上身，惟恐避之不及。曾多次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谈话的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这样记述：“他和我所见过的所有汉人官员一样，憎恨满人，因为他们把持中国，搜括民脂民膏，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和是否胜任，总能升官发财。中国要想改革只有一法：废除满人一切特权，不论是旗人的俸禄还是仕途特权。”少数民族把持政权，一靠武力登台，二靠民族特权。假若民族平等政策一旦执行，此种少数民族政权亦自轰然倒塌。抑或武力强权不再可侍，如八旗之兵官腐败无能，政权自然难存。满清以异族强权入主中原，并不具备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本就不得不依靠武力以及恐怖换取的积威，来维持政权的存在。如果要放权于下，自革于上，无异于火中取栗，只能是自取灭亡之道。聪明如慈禧之辈，自当知道惟有一路走到底，与此制度共朽，图得一时一世之乐，已是万幸，所谓不改是死，一改则速死矣。到了后来，清朝政府企图通过推行新政，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然而，清王朝已病入膏肓。此时，实际已不是制度的存废问题，而是满清皇权已经大失民心的问题，大家都盼着满清的灭亡，惟有满族以及依食于满清的无能的汉族当权者希望此政权苟延残喘。这种形势之下，其实只差导火线的到来而已。

从 “八旗”到“绿营”，从“湘军”到“新军”，军队的近代化过程同样多姿多彩，而且总是被政治侵蚀得一塌糊涂。学者陈志让在《军绅政权》中说：“练新军是为了安定清室的政权，练新军的结果是南方各省的新军反而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历史上常有这样的讽刺。”晚清所练的新式军队最终成了满清皇朝的“掘墓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却在于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当时在湖北新军当兵的陈孝芬回忆，自科举废除，“一般读书的分子只得另谋各人的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贫寒子弟则投入新军。我是1905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禀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辎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废除科举把旧式的知识分子逼上了“从军”的道路，而这些有思想的军人，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般军人，是更加难于控制的，军队的思想异化对于晚清来说问题最大，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倒是事半功倍。至于晚清倒台之后的军阀混战，自然也是这般军人的附产品。这般军人拿着新式的武器，而骨子里头却是在晚清的文化“大染缸”浸泡成长的，乱七八糟的不良习气自然是问题多多。

在古老的《尚书》里，有《无逸》这一篇，“逸”被说成是邪恶的纣王垮台的原因。这里的“逸”，通常带有玩忽职守和失职的色彩，并经常受到指责。“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这种安逸常常让人迷失，更何况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只顾被动地贪图享受，不思主动地求变求新奋发有为，哪怕再有汉唐的威风八面，也最终会唱起没落的“被”时代的历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