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楼”的前世今生

“危楼”的前世今生

李顺亮

2017年10月8日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李白顽皮如小孩，不仅胆大包天，上了比高耸入云还高的顶天的危楼，而且居然伸手去偷摘星辰。星汉灿烂，满天的繁星在他的眼里，就如好吃的蟠桃园里令人垂涎的一颗颗蟠桃，或如好玩的百宝箱里的闪闪发光的一件件可爱的玩具。

李白的《夜宿山寺》，以其特有的超然想象能力，纵横天地日月星辰之间，天真浪漫，豪放雄浑，才华横溢，诗我如一，作为千古佳作，早已嵌入中华文化的灵魂之中。但是，无知如我，从小到大，学了半天，也吟诵了不知几回，却若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以前从来没有深究过“危楼”二字。

楼高则危，高处不胜寒，这是我所知道的。想要成为危楼，经李白一说，百尺之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此次国庆中秋串联出现了难得的8天长假，想着能不能去李白的故里江油青莲走上一回，攻来略去无意之中查到了绵阳的越王楼。于是，危楼的问题就冒出来了。

李白口中的危楼，究竟是泛泛而写艺术想象之中的高楼，还是真有所指，在哪一处高楼前有感而发呢？据说，这首《夜宿山寺》，一般认为是李白在湖北省黄梅县所作，写的是黄梅县蔡山峰顶山的江心寺。作为安陆的上门女婿，李白一生与湖北渊源极深，而且他与长江有不解之缘，一叶轻舟万重山里一日还，说他到过黄梅的江心寺，自然还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2006年3月之后，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看法了。如今，李白故里所属的地级市是绵阳市。坐落在此地的西南科技大学，其《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载了一篇李德书的《李白〈上楼诗〉与〈题峰顶寺〉、〈夜宿山寺〉考辨》。文章认为，李白在湖北黄梅县所写的诗是《题峰顶寺》，诗句是：

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至于那首《夜宿山寺》的内容，应为李白少年诗作《上楼诗》的内容。而李白中年在蕲州黄梅县所作《题峰顶寺》，来源于宋代邵博《邵氏见闻录》、赵德麟《侯鲭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可是，《上楼诗》又是在哪里上楼呢？这个意见认为，实为李白上绵州越王楼诗。

我个人觉得，一般寺院这种地方没有百尺高的危楼吧，要说有百尺高的塔还差不多。绵阳恢复重建的越王楼呈唐式昂斗飞檐歇山式，主楼高99米，内外共15层，底层东西长66米、南北宽88米，总建筑面积达2.6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设计最复杂、楼层最高的仿唐建筑。越王楼，说高百尺还有一定道理，虽然我们都知道古人诗中的尺寸都有夸张的成分，但即使达不到百尺也能接近这个高度。再说越王楼是越王所建，叫“帝子楼”，高一点儿也是有可能的。但黄梅县蔡山上的江心寺有个“百尺楼”，就不是那么可信了。

其实，早在2005年，四川省李白研究会编印的《李白蜀中诗选》，就经过多方考证和李白故里历代流传并保存的李白少作手抄本印证，认定李白少作《上楼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实为李白上绵州越王楼诗，而李白在蕲州黄梅县所作《题峰顶寺》头两句应为“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据说，此书选编了李白在蜀中创作的诗、赋、续句、题句共38篇，以及李白出蜀之后所写的关于蜀中风光名胜的诗、赋3篇，并附录了有关考证文章4篇。

哪怕李白是在黄梅县作诗，究竟是不是在蔡山上的江心寺有感而发，也有人提出了疑问。2011年10月，余德亨在《黄梅的古塔和江心寺（续一）》（详见：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199）里展示了新的证据。北宋王得臣《麈史·诗话》载：“南丰曾阜子山尝宰蕲之黄梅，数十里有乌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壮。梁间见小诗，曰李太白也，‘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布衣李白。’……李集中无之，如安陆石岩寺诗亦不载。”灵峰寺（原乌牙寺）和江心寺，哪一个是李白诗中的峰顶寺呢？《麈史》也是一本非常可靠的书，但是，古今县志都记有峰顶寺在蔡山，记灵峰寺处均未提及峰顶寺。他认为，各有证据，难下决断。

不管怎样，有李白这样的诗仙说事，危楼就是高楼，在文人墨客之中似乎成了约定俗成之事。只不过，一般来说，危楼都是自然的原因形成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态，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莫不如此，哪怕是再高再漂亮的楼也不例外。但是，危楼有时也会成为新的景观，因为其真正的危而收获世界众人的瞩目。或许人类的心理有一种欣赏病态美的基因与传统在作怪，女人的小脚有人为之疯狂，歪斜的危楼同样有人无比喜欢。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比萨斜塔建造于1173年8月，是意大利比萨城奇迹广场大教堂的独立式钟楼。1174年，人类首次发现这个钟楼倾斜了。比萨斜塔从地基到塔顶高58.36米，从地面到塔顶高55米，倾斜角度3.99度。当然，此塔的名气，固然因为其是斜而未倒的人间建筑奇迹，但某种程度上更加缘于其背后的人文故事。

那就是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传说1590年，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实验，将两个重量不同的球体从相同的高度同时扔下，结果两个铅球几乎同时落地，由此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推翻了此前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重的物体会先到达地面，落体的速度同它的质量成正比的观点。

不过，据说1612年有一个人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这样的实验，但他是为了反驳伽利略而来，结果是两球并没有同时到达地面。于是，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尝试的人是伟大的，第二个证明的人是睿智的，第三个跟风的人只能是普通人，无论其最终的结论如何。

地以人显，楼以人贵，看来是古今中外共同的规律。中国的四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鹳雀楼，无一不是因为其背后的人文故事而更加美丽动人。黄鹤楼排名第一，是因为它与李白搭上了关系，其他人、其它楼想不服都不行。“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留下了千古名作《黄鹤楼》。后来，李白登楼，放眼楚天，诗兴大发，正要提笔，一见崔诗，自愧不如，就此搁笔。从此，黄鹤楼名扬天下。

不管什么楼，只要想成为名楼，第一重要的，其实都是屡毁屡修。只修不毁，其实是不可能的。老天爷对谁都是公平的，没有哪一处楼夺得过雨雪风霜、水火侵袭。但是，如果只毁不修，那楼既不存，名亦终亡。在这一点上，倒是鹳雀楼与众不同，居然跨越千古、死而复生。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傲然挺立700余年后，至元初毁于兵燹，仅存故址。其后，故址亦淹没于尘埃之中。

一代名楼的命运让人感叹。“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影倒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唐朝李瀚《河中鹳雀楼集序》所云，让后人看到鹳雀楼的盛况。而元代王恽《登鹳雀楼记》，则记录了自己获登故基亦悲亦喜的情状：“虽杰观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伟，云烟之胜，不殊于往古矣。”可怜到了明朝，堂堂的鹳雀楼却只能靠寄名来苟活于世了。旧志云：“明初时，故址尚可按，后尽泯灭，或欲存其迹，以西城楼寄名曰鹳雀”。

千金散去可以还复来，但是亭台楼阁要再生就不易了。庆幸的是，鹳雀楼重建进入了国家视野。199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江泽民题写的《登鹳雀楼》诗原件，托山西省委转送永济县委。1994年1月，江泽民到永济视察，现场询问鹳雀楼的重建情况，并察看楼址。2001年8月，江泽民在太原视察期间，应山西省委，省政府之请，为鹳雀楼题写了楼名匾额。

2002年9月26日，新鹳雀楼落成开始接待游人。只是，在高兴之余，也有一个怎么看新旧的问题。“毕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距蒲州古城已西移数里，就随之另辟新址了，况且若再依古城而建，远离黄河，又如何眺望？世事难以两全，包括形制……”与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一起编著《中国名塔大观》的柴福善，在2016年5月3日《中国文物报》上撰文《永远的鹳雀楼》，道出了一家之言。

尊古而不是复古，传承而不是传旧。我个人以为，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管是重建鹳雀楼，还是重建其它楼，都要尊重历史，并且传出新意。今日所谓的中国四大名楼，前三者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一向毫无争议，但是最后一个席位究竟要花落谁家，就众说纷纭了。我想，要是鹳雀楼早日重建，没有在历史上消失那么多年，这种争议或许就不会产生。

毕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真是气象万千，并世无双，有如此千古诗篇，鹳雀楼无论修与毁，永远都会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意境，活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至于此诗究竟是王之涣，还是朱斌所作，其实早已并不重要，这样的争论只有知识产权上的意义。

至于有人以为第四楼应该是蓬莱阁，也有人认为应该是越王楼。这样的争议，在鹳雀楼不再场的情况下，的确是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以名楼长借好诗传这个原则来过筛，我以为蓬莱阁是要出局的。虽然历朝历代歌咏蓬莱阁的诗词文章众多，但是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鹳雀楼相比，自然高下有别，缺了一楼一首代表诗词文章的必备之格。

越王楼不管有无《上楼诗》的存在，它都是与李白连在一起的。因为绵阳这个古绵州的青莲，是诗仙李白故乡不变的存在。唐太宗李世民第八子越王李贞，在任绵州刺史时修建此楼。其实，与其夸耀越王楼高十丈（即百尺），而滕王阁高九丈、黄鹤楼高六丈、岳阳楼高三丈，还不如夸耀这里是李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上过楼，并且题过诗的名楼。而这才是李德书考辨的真正意义所在。

诗多并不能说明什么，现代诗多如牛毛，但并没有几首能入人法眼。古诗其实也是这样，能流传下来的，要么是以诗显，要么是以人贵。比如，杜甫到过绵州，并且留下了《越王楼歌》。

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

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

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

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

虽然此诗写得并不差，但显然达不到千古名诗的高度，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此诗是以人贵。这样的诗作，和“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唐朝的此王彼王，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都爱修建楼阁。越王楼是李贞于唐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年-661年）修建，而江西南昌滕王阁则是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始建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朱嘉鼎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滕王阁应当是隋朝滕王杨瓒所为（详见：《滕王阁究竟是谁修建的》http://www.xzbu.com/4/view-6025381.htm）。他的理由是古代以人命物（包括地名），总是遵循“物以铭德”或“物以铭功”的原则。杨瓒有令名于当世，而李元婴屡次坐法受谪责。

其实，我们只要一看，李元婴所到之处，滕州、洪州、隆州皆有滕王阁，就可以知道洪州即南昌滕王阁非他莫属了。“滕王蛱蝶江都马，一纸千金不当价”，也只有滕派蝶画鼻祖这样的王者，才会对可以登高望远的楼阁这样执着。虽然他“坐法受谪责”一再左迁，但是毕竟他还是在台上的王者，并不是戴罪下狱之身，而且殁后还能陪葬献陵，可见以他的王号命名楼阁也并无不妥。

杜甫来到隆州即阆中，走到哪写到哪的他，也不忘留下了《滕王亭子二首》：

其一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

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

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

人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

其二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

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

鸟雀荒村暮。云霞过客情。

尚思歌吹入，千骑拥霓旌。

玉台观和滕王亭，据说清以来合称滕王阁。2015年前后，樱花起源之争，在中日韩之间展开。四川新闻网南充4月1日讯：日本樱花原产于中国喜马拉雅山脉，人工栽培后，这一物种逐步传入长江流域、西南地区以及台湾岛，中国樱花在唐朝时期传到日本。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滕王李元婴居然也掺和了进来。电讯云，樱花之所以被称之为樱花，是为了纪念滕王，阆中百姓取其名中“婴”字为他在玉台山所种的花树命名。

有艺术细胞的王，会起危楼，而有诗情才气之士，可以危楼入诗。士以危楼入诗，从古到今有很多。倒是有一首皇帝所写的危楼之诗，更值得我们一观，那就是梁元帝萧绎的《赴荆州泊三江口》。

涉江望行旅，金钲间彩斿。

水际含天色，虹光入浪浮。

柳条恒拂岸，花气尽薰舟。

丛林多故社，单戍有危楼。

叠鼓随朱鹭，长箫应紫骝。

莲舟夹羽氅，画舸覆缇油。

榜歌殊未息，於此泛安流。

“帝不好声色，颇慕高名，为荆州刺史，起州学宣尼庙。”《南史卷八梁本纪下第八(元帝绎)》如此记载萧绎。这样的皇帝能刻画出一幅宛然早春时节荆楚江畔结阵图，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櫂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袸。菊泽未反，梧台迥见，荇湿沾衫，菱长绕钏。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江渚。

歌曰：“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

只可惜，“不好声色”且多才多艺的皇帝，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皇帝。司马光对他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元帝于兄弟之中，残忍尤甚，是以虽翦凶渠而克复故业，旋踵之间，身为伏馘；岂特人心之不与哉？亦天地之所诛也！”

岳阳王萧詧因为被猜忌，不堪坐以待毙，于是招引北周势力与叔父萧绎抗衡，可以屏障的襄阳就此丢失。而这个岳阳王萧詧，正是《文选》作者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为纪念生于襄阳的昭明太子萧统而建的昭明台，史载：“楼在郡治中央，高三层，面南，翼以钟鼓，为方城胜迹。”

1993年于原址重建的昭明台，台基上按魏晋风格建3层楼阁，为高台基重檐歇山顶式三层阁楼。整个建筑高达34米，雄踞城中，巍峨壮观，不愧为“城中第一胜迹”。昭明台原名文选楼，唐代改称山南东道楼，明代更名钟鼓楼，嘉靖时称镇南楼，清顺治重建后定名昭明台。就其名称而言，似以文选楼与昭明台为最佳。

“江山无限境，都聚一亭中。”中国传统建筑的亭台楼阁，深受道家影响。中国秦汉以来的楼，很多都与道家有关。传说中，一道士为了感谢千杯之恩，在壁上画了一只鹤。过了十年，道士复来，曲笛吹奏，跨鹤直上云天。辛氏为了纪念帮他致富的仙翁，在其地起楼，名曰黄鹤楼。后来，魏晋以来的佛家也来这一套，建起自己可以束之高阁的藏经阁。

以危楼之高，来藏佛家的经书，最是楼阁的妙用。一来，是人皆会以这些高高在上的佛经为宝，不然怎么可能束之高阁呢？二来，有了高耸而起的藏经阁，佛家清净之地自然也倍增了一份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