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象”的呦呦鹿鸣

“四不象”的呦呦鹿鸣

李顺亮

2017年9月15日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之中的《鹿鸣》诗章，所展现出来的美好意境，从古到今都为人所称道。曹操在《短歌行》之中，又特意对此章句进行了重复，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像空间。鹿鸣，从此成了求贤若渴的代名词。

但是，究竟这里“呦呦鹿鸣”的鹿，是什么鹿呢？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讲过，也没有老师教我。我一向以为就是鹿而已，不就是漂亮的梅花鹿吗？其实，“呦呦鹿鸣”的鹿还真不是梅花鹿，而是麋鹿。为什么说是麋鹿呢？我们得拿出证据来。证据恰恰就在《诗经》之中。

《诗经》有“四始”，而《鹿鸣》为“小雅”之始。“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所作的分类。“风，讽也。雅，谞也，颂，诵也。此四始之本字。”至于“雅”之所以会被人误会为“正”，据说是因为：“《说文》疋下古文，以为诗大雅字。疋字隶体似正，故傅会训正，其实古文借疋为谞，后又借雅为谞也。”那么，“谞”又是什么意思呢？《说文》给出了答案：“谞，知也。”

于是，我们明白，雅就是知。大雅就大智，小雅就是小智，反正不管大智还是小智，都是智者之言。而这智者之言，都是要说给王者听的。中国人一向说自己人微言轻，这个成语“人微言轻”的典故，出自北宋苏轼的《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及因修廨宇书》：“某已三奏其事，至今未报，盖人微言轻，理当自尔。”北宋是这样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诗经所处的周朝亦是如此。一个人的地位与声望直接挂钩，地位越高的人，其言其行就可以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在这里，一个人智不智与其地位高不高，划上了等号。东汉王充《论衡·自然》云：“舜、禹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在任贤使能的时代，大智者与地位高划上等号的确没有问题。只可惜，在基于血缘、亲缘的宗法制度之下，分封建国而来的大小贵族，身处高位与贤不贤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管怎样，大雅即大智，多为大贵族所作；小雅即小智，多为小贵族所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正因为“小雅”多为小贵族所作，所以小雅之中的“牢骚”难免，有不少类似“风”这样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小贵族的志趣，也时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但平时又不能乱说，只有在宴乐之时，人与人之间在酒精的作用之下，暂时得到了平等，言行得以放肆些许。于是，踏歌以咏声，借诗以言志，在宴乐这个最佳场合得以上演。朱熹《诗集传》对此看得最清：“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

据清代学者研究，《鹿鸣》的乐曲至两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乐曲归乐曲，诗辞至今仍是在的。但是，曹操《短歌行》中的“鹿鸣”，与《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二者大不同。前者是一代枭雄求贤若渴所发出的“呦呦鹿鸣”之声，后者是实际上仅仅是小贵族宴乐场景的再现。朱熹《诗集传》云：“此燕飨宾客之诗也。”又云“岂本为燕群臣嘉宾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乡人也与？”其实，朱熹是被此后诸如曹操《短歌行》之类的引申误导了，以为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恰恰相反，这首宴乐之诗，原来只是小贵族的助兴之辞，甚至可以说是显摆之辞。

你看，小贵族的宴乐之上，和以湛乐，配有旨酒，光乐就有鼓瑟、吹笙、鼓簧、鼓琴各大种类，好一派盛大的宴乐图。正因为这首诗是宴乐之诗，所以“呦呦鹿鸣”也不仅是作为起兴之用，而是实际场景的一个抽象表达。因为，宴乐往往是与祭祀相连的，祭祀之后必有宴飨。而国之所重，又在祀与戎。戎之前必有卜，卜之吉则戎，戎之后必有祀，祀之后必有飨。这一整套程序是彼此相连的。也就是说，最高规格的宴乐，必然是从戎祀之飨中来。不幸的是，麋鹿不仅是狩猎的对象，也是重要的祭物。

“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殷商之亡与其对东夷用兵有莫大的关系。而商纣王兵败自杀，选择的地点就是都城商邑的鹿台。这个鹿台，显然就是囿苑之中赏玩麋鹿的建筑。商纣王在这里“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可见这是他特别钟爱的地方。商纣王鹿台自杀之后，周武王“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从这个记载来看，商纣王的鹿台不仅是作赏玩之用，还屯积居奇，收藏了很多宝贝在这里。乃至自燔于火之时，他才可以“蒙衣其珠玉”。有诗为记：

忆昔商王起鹿台，

罔思固本聚民财，

而今台散空台榭，

惟有闲云自往来。

有周一代，对东夷用兵，同样史不绝书。到了秦统一六国之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才完全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而原来东夷的世居之地，恰恰也是麋鹿重要的活动区域。于是，戎祀之中，麋鹿而不是梅花鹿，就成了象征胜利的重要祭物。久而久之，拥有麋鹿、圈养麋鹿，就代表着身份的高贵，宴飨麋鹿就化而为表示对嘉宾的最高规格接待。“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之中的这一记载，是那个时代风尚的真实写照。

孟子自然是贤者，所以梁惠王才有此一问。而王还要“立于沼上”，正好反映了麋鹿一贯的生存环境。麋鹿喜欢活动于沼泽地带，以嫩草和水生植物为食。至于麋鹿从淮泗之间，跑到了魏梁之地，也已经算是背井离乡，纯属被捕捉之后的迫不得已。在梁惠王的礼遇之下，孟子是听过呦呦鹿鸣的。但孟子却反过来借此说起了贤君，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他劝谏梁惠王要做一个不“独乐”的贤君。

紧接着，孟子引用《诗经》来证明：“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建筑灵台，庶民踊跃参与，与民同乐，感天动地，以致巡游灵囿，母鹿悠游自在……这里的鹿，显然也是麋鹿，不然孟子不会拿来说事。

孟子还答过齐宣王之问：“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可见，麋鹿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猎杀的，这是君王以及随同的王公贵族才有的游猎专利。当然，孟子是在吹捧君王之中，教育君王以民为本、一心向贤。至于唐宋之世的儒生，在科举考试之后举行的宴会上，也歌唱《鹿鸣》之章，称为“鹿鸣宴”，功用就只剩下吹捧本身了：一方面，捧朝廷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吹自己是选拔出来的贤才。

除了宝马这一类有实用功能之外的动物，要为一代接一代的君王所重，要么因为奇美，要么因为珍稀。麋鹿恰恰这二者兼备。于是，麋鹿的命运就先天注定了。麋鹿奇美，是因为它的“四不像”。何谓“四不像”，因其头脸像马、角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故名“四不像”。姜太公姜子牙故里河南省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太公庙里的石桌子下面，卧着一头“四不像”。《封神榜》之中，“四不像”就是姜子牙的坐骑。当然，在实际生活尤其是战争之中，一个人是不可能骑着“四不像”的。但是，在神话世界里，姜子牙的坐骑安上“四不像”，肯定有其背后的精神蕴涵。这个精神蕴涵就是麋鹿与贤者之间的关联：姜子牙是贤者中的贤者，自然要骑上与众不同的坐骑——麋鹿。

除了天上虚无飘渺的龙、地上无中生有的麒麟之外，麋鹿可能是中国本土最著名的动物了。哪怕是麒麟，也有麋鹿的成份在里头。《说文》解释：“麒，仁兽也，麋身牛尾。”原来，麒麟是麋鹿之身。难怪这种曾经广布于东亚地区的麋鹿，会在汉朝末年就近乎绝种。自然气候变化，造成栖息之地萎缩，固然是麋鹿近乎绝种的主因，但是人为因素亦难辞其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要感谢帝王囿苑的圈养，不然或许就真得灭种了。

麋鹿和帝王的关系之密切，我们可以从《三国志·魏书三》中略窥一二。魏明帝曹叡，“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他最终得以上台，就是因为麋鹿。“魏末传曰：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其实，曹叡只不过是触景生情罢了，因为他的母亲如鹿母被诛杀，他自己就如那只可怜的鹿子。魏略曰：“帝以母不以道终，意甚不平。”但是，就是这一时人与麋鹿之间的碰撞，所生发出来的侧隐之心，让曹叡以人性的善良在帝王承继之争中胜出。

当然，帝王囿苑圈养的目的，本质是为了游猎取乐，并不是真的为了什么保护珍稀动物。只不过，恶因结出了善果而已。元代之时，就是为了以供游猎，残余的麋鹿被捕捉运到皇家猎苑内饲养。到了19世纪，可怜的麋鹿只剩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一群。据说，清朝末年仅剩120只。

此后，麋鹿的命运就与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865年，法国传教士大卫在一次骑马调查京郊之时，偶尔发现了“南海子”里的“四不像”。翌年，他用20两银子骗去一对“四不像”制作成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从此，麋鹿学名被称为“大卫鹿”。尔后，又有一些“四不像”先后被运往欧洲一些国度。1900年，八国联军把“南海子”的“四不像”劫掠一空。看来，有文化的强盗比没有文化的强盗还更可怕，没有文化的强盗眼中只有金银珠宝，而有文化的强盗则什么都抢。从此，东土无此祥瑞之兽，再也没有呦呦鹿鸣。

后来的后来，麋鹿的故事读起来，让人无限感慨。麋鹿不仅成了中英友好交流的一个象征，而且麋鹿成了1998年长江抗洪的余响。感谢2015年11月19日《长江日报》刊发的报道《一段跨越百年的中英“麋鹿缘”》，贝德福特十五世公爵欣慰野生麋鹿种群在中国恢复，我们华夏子孙闻之同样欣慰无比。“最开始，我们对麋鹿能否适应野外生存并不乐观”，博依德夫人说，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冲出了一个契机，“一些为了逃命游过了长江的麋鹿，开始处于完全自生自灭的状态”。

麋鹿有幸，中华有幸。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研究员丁玉华说，北京、江苏大丰和湖北石首，是我国麋鹿研究保护的三大重镇，石首野生麋鹿种群的恢复，为世界拯救濒危物种做出了范例。让我们记住1985年8月24日，首批22头麋鹿乘专机从英国乌邦寺抵京，当晚运至南海子麋鹿苑。贝德福特十五世对那一天记忆深刻：“父亲带我登上飞机。他让我去打开栅栏，把麋鹿放至栖息地。父亲反复说，麋鹿属于中国，贝德福特家族只是‘帮了些忙’。”

“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这是《墨子》里描述的一幅美好生态画卷。庆幸的是，随着麋鹿从英国回归东方故土，呦呦鹿鸣早已不再是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