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黄仁宇

第二章 威尼斯


我读书和教书的一段经验,是在成人教育的范围中,要提出有关历史的新题材时,与其循规蹈矩的从疆域沿革世系制度说起,不如先引导出一件非常的事迹。在叙述这事迹时,自然会牵涉到相关的背景。表面看来,这种作法好像缺乏系统。实际这才是将读者或听众亟要知道的情事直接盘出,既有示范功用,追叙也有重点。所牺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程序,所获得的则是时间上的经济与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读书的时候,在西洋史里只注重英国、法国、德国和帝俄的发展,很少提及意大利。只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市,却没听过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管理这城市内3/8 的面积,又据克里特岛(Crete)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军不仅在地中海,在世界上也占数一数二的地位,达几个世纪之久。过去我们对这些事迹漠不关心,今日则应广为宣扬,这是因为世界的历史业已改变,中国的历史也在改变。抚今追昔,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从前在学校里认为世界史里屈指可数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的功业,固已失去煊赫的地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有别于朝代的国家(dynastic states)的兴起,也难再于20世纪的末期被视为令人胸怀激动的历史新闻。而今天一般读者亟要知道的,则是何以其中有些国家富强,有些贫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则成为后起之秀。

威尼斯称霸于地中海之日,大略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间,和中国之宋(960-1279)、元(1271-1368)两朝及明朝(1368-1644)的前期同时。在这500年的前端,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全未登场。即到后端,英国与法国虽有现代国家的雏形,也未成熟。而德国与意国之出现,尚在中国清朝之咸丰同治年间,还是几个世纪以后之事。这也是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每一个国家当作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单位,从它的疆域沿革上着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现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迹发生于西元1355年。这年4月,威尼斯的统领华立罗(Marino Faliero)被36人组成的法庭裁决犯有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事情不仅成为历史家反复研究不能完全定夺的一件疑案,也是以后文学家和艺术家籍以发挥自己情绪的一种题材。19世纪初年,欧洲“浪漫主义”(romanti-cism)大兴。画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画渲染历史上的惊险情事著名。他有一幅“华立罗之死刑”证实被枭首的统领阴谋发动政变,企图做独裁者,实系国民公敌。所以画上犯人的尸体僵仆在统领官邸的石梯之前。监刑的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即威城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之一站在阳台上,一手抓着行刑所用的剑,上面尚是鲜血淋漓,当众宣布,统领叛国依然罪有应得,很有孟子所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诗人拜伦(Lord Byron)与德拉克洛瓦同时,对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拜伦费时三个月,作成一部五幕剧,据他自己说,他考虑作此剧已有数年,内中情节以尽量接近历史为原则。他笔下的华立罗不仅是英明的国家领袖,也是大众英雄。他替威城作战,历经几十年,在血泪星霜中,战功赫赫,而且他又关心民瘼。和当时威城的贵族骄奢淫佚,不把小民看在眼里,极尽盘剥凌辱之事,明显对比。华立罗希望唤起下层民众,尤以政府管辖的造船厂(在威尼斯称arsenal)的员工,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组织民主化的政府。事虽不成,这悲剧式的英雄在临刑前慷慨的宣扬他高尚的宗旨,仍使残害他的人为之低头。

为什么这两人的借题发挥会如此南辕北辙?我们且看历史的记载:

华立罗事件开始于1355年的Giovedi Grasso节日,圣马可广场内有各项竞技和杂耍。事后统领依成例在官邸(即在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之侧,今日仍在)设宴。一时威城权要麇集。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斯东诺(Michele Steno)半疯半醉地对与会的一位女宾表示热情,超出常情之所能容,华立罗命令将他逐出邸外。但是不知如何斯东诺竟又跑到邸内的会议室,在统领所常坐的椅背上涂写了两句韵文,意思是华立罗的妻子,貌美年轻,不幸已有外遇。

在华立罗控告之下,斯东诺被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Forty,有司法权,详下)审判,但是只被判禁足两月。以他冒犯统领情节之重,而处罚如此之轻,华立罗已在冒火。事有凑巧,当时又有一个管造船厂的平民管理员,叫做伊沙内罗(Bertuc-cio Isarello),来向统领诉苦:只为拒绝雇用一位贵族引荐来的船工,被这贵族殴打。统领回答,这城市里的特权阶级跋扈,他自己尚受制于人,也无能为力。伊沙内罗就说只要统领有决心,现况不难改变,如是他们已经有了发生政变的机谋。

造船厂的工人早已对现状不满,他们又依成例间常充任统领的卫队,所以组织他们造反,是合于逻辑的。经过华立罗的同意,伊沙内罗协通了20个同谋者,每人又召集40个下属。对这些下属却没有讲明白阴谋的动机和目的。当年威尼斯正和热那亚(Genoa)作战,鸣钟即是传告敌舰已入海沼内侵,根据规定,城中的贵族也要到广场集合。华立罗预定4月15日晚上,在圣马可广场鸣警报,趁这慌乱之中,参与阴谋的 800人即不难将这些贵族或杀或擒,可望一网打尽。然后华立罗宣布改组政府。

可是事机不密,参加的员工中有人透露出消息,亲友开始互相警告,不要在此时此刻进入广场,以免祸及。十人委员会闻讯开始调查,首先他们在一座寺院里秘密开会,以决定统领本人是否与闻阴谋。既获悉华立罗确系主犯,即开始在统领官邸,实际也是威城的政府衙门内公开审讯。十人委员会依成例扩大为36人的特别法庭。华立罗被判有罪。4月16日黄昏,伊沙内罗被绞死。17日清晨华立罗受刑。刑毕官邸的大门开放,让群众观视,当晚尸体送到一个荒岛上埋葬,不设墓碑。

在官方的记录里,这案件只用两个字写出(non scribtur),可译为“不书”,意谓:“我们就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吧!”官邸的会议室,向来有历任统领的画像。在华立罗的位置处,则用黑纱盖着,上书“在此者为华立罗,因犯罪而被斩首”。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后,还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举行纪念仪式,在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捧出带血污的花缎,仍称是1355行刑的遗迹。

经过历史家的考证,以上所说华立罗之妻的艳闻外遇,没有实际的根据。大概因为官方记录不提及华立罗谋反的详情,其中出诸道听途说的细节也渗入正式历史之内。譬如说华立罗受刑之日,他已76岁,他的妻子才45岁。她的名字也在各书之中写成两样。扰事的斯东诺则确有其人,他后来也成为威尼斯的统领,在位期间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为历史上有能力的领袖之一。在1355年,他还太年轻,很难被邀请到统领一年一度的宴会里去。如果他真有在华立罗面前放肆闯下大祸的轻佻情节,照理也不该再有各种机缘,循威尼斯的正规途径,由海军军官,而后任省长,最后被推举为统领。

只是华立罗阴谋之动机,还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无子嗣(拜伦的剧本里替他添了一个侄子,但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声望的贵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许多部门服务,也曾带兵作战,现任的统领一职,是终身制,他半年之前当选时,获得41票中的35 票,他自己尚在亚威农(Avignon,法国境内,是教皇驻跸之处)作外交上的交涉。据他向朋友道说,他从未企求或运动这职位。然则何以几月之后,冒此大险,以致身败名裂?

斯东诺的导火线虽没有根据,华立罗与造船厂头目伊沙内罗及其他员工的来往却是证据确凿,所以后来判死刑的不只他们两人,而有10余人之多。这些情形引起拜伦将他自己在19世纪初期的阶级斗争思想写进华立罗的头脑与口中。可是华立罗从未表示他要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这种运动放在14世纪中叶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远,欧洲人口一时大减,劳动力缺乏,已经引起工资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着促成暴动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代表着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市民阶级企求自由的精神。他们所反抗的暴君乃是旧体制(ancienregime)的遗物,亦即是贵族、僧侣的领导人。以这种题材,加之于华立罗和威尼斯,则又不免张冠李戴。华立罗很可能的有做威权皇子(authoritative prince)的决心。他很可能认为威尼斯的统领应有实权,不当受城中贵族层层节制。有些历史家认为他是主战派,他之发动政变乃是希望与热那亚作战到底,不为和议派的压力所转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剧并没有浪漫画家笔下牵涉之深。只能当作一种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有片面的历史意义。

今日我们检阅陈迹,去华立罗企图发动政变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诗人与画家的笔下宣扬也超过一个半世纪。我们与其跟着拜伦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测这悲剧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质问何以他的心情会引起后人如斯的注意。这题材既为舞台上的脚本,又是沙龙中的名画,则作剧作画的已经准备将此情此景永远保留,吟咏观摩。难道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则是引人入胜的不仅在于当时一段事实,而是牵涉着这事实的背景。拜伦说得好:“统领华立罗的阴谋,是现代历史中一个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鉴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着他又说:“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像一段传奇。”

关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两位现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间无匹。有理智的人不会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时至今日,这城市内历史上有名的建筑物,都有继续沉浸在水中的危险。国际间援救的组织,正设法将软泥注入这些建筑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来就不是计划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后,几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岛,此城乃在仓卒之中创设。一部19世纪的历史如是说:“他们都是难民,为数四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出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他们(仍然)在此创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谓黎多原来泛指威尼斯各岛,今日则为两个主岛之一,在西边,与东边的圣马可(San Marco)毗邻,中间只有一条大运河分隔。历来的安排,商场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众的广场则在圣马可。此外尚有环绕的诸岛,已属次要。这威尼斯城处亚德里亚(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东西海岸的分歧点。两岛去大陆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却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识,所以易于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历史中,威尼斯曾数度濒于被侵犯的危险,可是直到 1797年拿破仑将她拨给奥国之前,未曾为外国军队占领,其受大陆农业的影响也至微。

拜伦所说,威尼斯的历史可以当作一段传奇看待,虽然容易体会,却无法直接的形容,现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释:

过去约2000年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体都是君权政府。君权的根据,总是“君权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义,也有道德上的附带条件。要是神启示于人,作之君,当然责成他率领臣民为善,否则就没有逻辑上的意义了。我们尚在它阴影之下,不容易遽尔体会到这种观念的源远流长。中国到20世纪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国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也还在提倡君权神授,他自己著书不算,还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亲自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no bishop,no King)其要义也就是要不让他派出僧侣管制臣民的心灵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做国家之首长。

在这时候如果有人出面说:我偏不信你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更憧憬于权力与幻想间的各种欲念,只要我能达到目的,也不关你事。至于我的善恶,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关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干预。

这种意见,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的原始思想。说来容易,做去却行不通。即杨朱为我(第一章)也有这种倾向,已经被孟子与墨翟一并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示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着“自由的构造”(free 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东西的哲学家能够提出上述意见时,各种权力的组织早已画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干净。社会制度也与这权力的系统为表里。又直到最近代,经济的展开也非常的迟缓,更不容各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人设想他们的私人财富可以继续扩充,终身没有限制。

威尼斯则在这不可能的条件内产生了一段例外,无须将上述意见特别标榜,却已经在事实上证明,“自由的构造”事属可行。她最起初的历史,约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威尼斯对意大利大陆上的政争,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态度。可是当初的40000难民经过几个世纪的移民和繁殖达到10万左右,早已超过“不足为外人道”的打算。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Po River)及亚德里亚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牛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织,全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wide extension of credit)、经理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 of servicefacilities)的原则,使所有权(ownership)与雇佣(employ-ment)结为一元(详第一章)。其国家势力既膨胀,个人活动的范围也扩大,有野心和志气的年轻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参加海外旅行,开始带货,次之参加股份贸易(col-leganza),将资本愈积愈大,以后在海外建农场,在大陆造别墅,和在大运河河岸盖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军将领的地位,常为贵族垄断。但是13世纪之前社会流动性大。直到1323年后,才规定贵族及其家属(经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会议”(Grand Council)的会员,而威尼斯的贵族仍只有少数拥有地产,大多数还是城中绅商。同时贵族只是一种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绅商却也不一定是贵族。

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赚钱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这个城市国家人口一经固定在10万左右,经商给了他们一个共通的目的,而且紧凑的居住在海岛上,他们也感到休戚相关。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几个世纪不断的发展,在这经济生活中,经常产生一种生活上的动态,富于打破环境的经验,与众不同。和欧洲中世纪大部分尚在一成不变的情形下比较,愈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动活泼。所以拜伦一方面嫉视威尼斯的贵族,一方面仍觉得威尼斯传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寻味之处。

布罗代尔说: “资本主义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意投机。”他又认为“欺骗”也是因素之一。“这竞赛的规则乃是发明一种新规则——去针对市场的现行规律和手段,使它做不同的运转。”为什么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书里强调“浮士德眼界”(Faustian outlook)(浮士德是一位传奇人物,可算作不安本分,一心要打开现局的代表),是现代经济的哲学基础?得陇望蜀乃人之常情。目前的问题既已解决,则企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单调的目的既已达成,则开始制造繁复的问题。以前不合法不敢尝试的事项现在则使之合法且毅然尝试。这种突出环境进入新领域的精神使威尼斯的历史成为一段传奇。人家能如是想,只有此城能如此做。

威尼斯和她10万左右人口,有似中国明朝的偏僻小县。她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也做过一些不仁不义之事。可是她的成功并不是使全部公民都成市侩。她曾防止土耳其人势力西侵,成为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她的建筑和几个世纪以来收集的美术品,至今仍是传世之宝。她的印刷业,也一度是西欧文物的先驱。而她在商业组织与造船业的成就,当然更在世界历史里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威尼斯之成为一座自由城市,大部分由于历史上各种因素的不期汇集。她紧靠着意大利半岛,原属西罗马帝国。自从日耳曼民族在5世纪席卷意大利半岛之后,东罗马帝国(国都在君士坦丁堡,也称拜占庭帝国,实系希腊人经营的一个王朝)的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曾于6世纪中叶一度派兵恢复半岛上的大部疆土。可是日耳曼民族的问题还未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又伸张,查士丁尼死后,拜占庭帝国仅能保持意大利半岛靴形的疆域中的靴尖及足跟的小部分。威尼斯及今日之南斯拉夫海岸,名义上仍为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实际上则为独立。

意大利半岛也迭经其他民族与王朝的侵占。西元800年教皇李奥三世(Leo III)加冕于查理曼,使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在名义上恢复西方帝国的办法。其实查理曼所控制的土地在北方,其居民以操德法语的为多。此例一开,只引起以后近1000年教皇与查理曼之继承人在各处争权。神圣罗马帝国始终在今日之德奥,但是她的势力又侵入意大利。威尼斯除了极少数情形之下,对各方都不得罪,只保持她实质上的独立。同时她以外交手腕,获得各处通商和免税减税的权利。

威尼斯扩张的经过,可以最简单的几个整数日期概况之:西元1000年前,她的经营大致不出波河两岸及附近沿海。1000年后才伸张到亚德里亚海里去,并且参加近东(Levent)的贸易。1200年后经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城大为扩张海外殖民地,连接一连串的领土、港湾和重要城市里的居留地造成一座商业王国。1400年后,才在意大利大陆拓土,可是这“朝西的发展”也象征着朝东及海外的发展已趋尽头。1500年后她虽然以精力和财富对文艺复兴有实质上的贡献,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则大不如前,虽想保持几百年来经营的海上王国,事实上已不可能。如此粗线条的纲要不免为专家所笑,在此却符合我们的需要。

初期资本主义的成功,端在专利,专利则要消灭竞争者。威尼斯首先制盐,她又有船只,通行附近各口岸,于是早期即为波河各处食盐的供给者。但是威城自己所产的食盐不够供应,即由政府出面,定购其他产盐处的全部生产,同时也向消费的城镇订约,供应他们全部需要。虽然有时也通融产盐的市镇,少量的直接供给邻近的地区,但是一般的原则,不让买方和卖方直接碰头,威尼斯做中间人。这种办法也为其他市镇所乐于接受,因为这些城镇也有他们自己的食盐专利,批发的来源和出路一固定,这些市镇也可以对民间专买或专卖。同时威尼斯也派有警卫和船只巡行波河。

从食盐的供应推广到食粮。小麦的供应不能全部管制,无法专利。但是威尼斯首先鼓励各处剩余的食粮发送到她城中发卖。在一定时间之内,她担保最低价格,如果找不到主顾,由本地政府承包收买,逐渐的指定威尼斯为亚德里亚海的特定市场(staple city)。她派船只将亚德里亚海的海盗肃清,勒令所有的运粮船一律都要到威尼斯卸货。威尼斯商人私自将粮食直接运往其他港口将遭严罚。各处来港购粮的船只当然也不是全部空舱而来,于是木材、蔬菜、猪肉、薪炭,都集中于威城海沼之中。在今日之南斯拉夫沿岸的两个港口城市,一为查拉(Zara),一为拉固沙(Ragusa),也有相当多的船舶,想在商业上出头。威尼斯派兵占领这地区,于是土人不服,叛变的情事在历史连亘的发生。可见得自始至终威尼斯的政府要不是商人的发言人和主持人,就是他们的武装和后盾。

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对威尼斯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作家汤普森说:“只要看地图,我们也可一目了然,威尼斯是距欧洲中心点最近的港口。日耳曼的商人在此地先与海岸接触,中东的商人也是由此地将他们的货物资运到距市场最近的地方。”其实此优势还不限于直线上的短距离。意大利半岛的北端与大陆的主体相接之处,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要隘。在东部与德奥相通的为布仑纳隘道(Brenner Pass),从这高地到海上是一段没有障碍的大斜坡,直达威尼斯。西部则以圣伯纳隘道(St.Bernard Pass)通日内瓦及法国之香槟省(Cham-pagne),后者在中世纪的市集经常引起国际商人注意。而当地的货物一经圣伯纳南运之后,也可以循波河东流而入海,与威尼斯也是近在咫尺。

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的另外一个好处,则是避免了海上的侵犯者。意大利曾被称为“世界上被外人侵占最厉害的国家”。我们剔除陆上的来犯者不说,海上的来犯者,通常来自西南海岸,如法国之诺曼人(Normans)、西班牙之亚拉冈(Aragons)、北非之撒拉生(Saracens)等是,而不及于北岸。这样威尼斯将达尔马希亚(Dalmatia)(即前述之南斯拉夫海岸)控制之后,比其他自由城市有了最初几百年没有被间断发展的优势。而达尔马希亚之森林,也成为威尼斯日后造船不可少的材料。

威尼斯的船只向地中海东部发展之际,十字军东征应时而发生。初期的东征采取陆路,但是不能缺乏海运的支援,同时十字军既在中东获得立足之地,跟随着军人的各色商人也向圣地进发,而天主教徒对圣地的膜拜,更支持一种新生的旅游业。而这些事情的背景则有西欧的经济,经过漫长迟缓的发展,在11世纪后表现突然开朗起来。于是对威尼斯经商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她向东方输出之货品有毛巾、木材、金属,内中尤以铜、银在中东最受欢迎。从东方输入的物资包括丝绸、食糖、香水、木棉和调味香料。后者包括胡椒、肉桂、豆蔻等,来自远东,通常容积小,不多占船舱位置,所以每一容积内价格高,为冷冻尚未发明之前储制肉食之必需品,西方又无其他来源,所以最为重要。

谷物的供应也是威尼斯商业中重要的一环。迄至15世纪之前,威尼斯无意作食物之生产者。她的食粮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及黑海之滨。威尼斯宁愿做食粮的转口商,乘着各处气候不同、收成有盈短、粮价有波动时赢利,而不愿自己经营农业。这和中国官僚处处筹谋食物之自给自足,不鼓励各地专业发展其所长,忽视分配与运输的组织有绝大的不同。威尼斯的态度影响西方的社会心理至大。

贩卖奴隶是初期商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威尼斯参与其事,视作当然,也没有在各种记录中留下在良心上责备的痕迹。基督教徒的一个观念,则是信徒不使同教人做奴隶(因为根据他们的信念,一个人要受洗礼,才真是神前的苍生赤子,否则仍是野蛮人,让他们服役于无酬给的劳动,也不为过)。即算这种信条,也是规避的办法,例如拜占庭帝国的人民属于希腊正教,名义上属于天主教之威尼斯即可以强辞的说他们都是异教徒。俘虏只是奴隶来源之一,大部分奴隶出于本地人之绑架,在希腊境内尚有特别组织的公司专营此业,他们将捕获的人口贩卖与他种人。再有则中世纪以来,海军、海商与海盗,难有实质上的区别。有些武装商船突然出现于无防备的海岸,掳获女人和幼童亦常有之。非洲的黑人可以北运,斯拉夫人可以南运,希腊人和鞑靼人可以西运,并没有一定的型式,也没有一贯的主持人。奴隶在意大利多为家中仆婢,有的也为妾媵。在中东有的为宦官,在埃及收入军队里。土耳其各部落的习惯则专门收集年幼的奴隶,训练成为特种干部,储备为日后的高级将领。看样子也是当时奴隶来源充裕,于是土耳其人利用这种环境,使这些没有家庭关系的年轻人为他们舍死亡命,日后也收到种族通婚的成效。不过,大多数的奴隶则被发放于克里特及塞浦路斯(Cyprus)岛种田割甘蔗。迄至1000年左右,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至1366年威城才禁止公开拍卖人口。不过零星贩卖奴隶之事,仍常有之。这类事情以及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发展之经过,只显示资本主义国家之初兴起时其积存资本不择手段,有时难以避免中国人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说法。

十字军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宗教上的虔诚混为一谈。参与者固然是和回教徒作战奋不顾身,一方面也在趁火打劫,顺便侵略拜占庭帝国,觊觎希腊人在中东的属地,包括今日在叙利亚及以色列沿海各城镇。意大利沿海的三个城市国家,即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Pisa),又经常内哄。他们的争执,尚牵涉到爱琴海及黑海各处之发展与在拜占庭帝国经商的优先权。简略言之,即是在地中海制海权这题目上争霸。

这些事迹已经很复杂。而内中情节之传奇性接近荒唐者,无过于十字军之第四次东征。其荒诞不经,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可耻的光荣”(shameful glory)。

第四次东征之领导者为香槟之元帅威哈陶因(Geoffrey deVillehardouin)。香槟省的伯爵,同时为英国、法国两国王之侄子,所以由他发动组织第四次东征,欧洲各地的武士响应热烈。威哈陶因与威尼斯的统领丹多罗(Enrico Dandolo)签定合同,预定参与东征的有骑士4500 人,侍骑9000人及所有的马匹、步卒20000人,于1202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合,后者供备船只筹备给养一年,为价84000银马克。威尼斯本身再配备武装船只50艘,无代价,但是东征获得领士,威城得分享其一半。

在预定集合之前,这种协定已有相当的蹊跷。参加十字军的人物鉴于前次的经验,认为要彻底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只有继续南进,彻底打击埃及。而威尼斯则因为商业的利益,和埃及订有密约,不打算南犯。威尼斯的眼光针对北方,并且怀疑拜占庭帝国和回教徒也有秘密的协议,而事实也确如此,他们已经在背面接头。

可是在表面上讲威尼斯已经履行了她的合约,在1202年各事都已准备妥当。运输船舰200多艘,有的尚系特别新造,船头有舱门专供马匹上下。此外武装船只之蜈蚣船,因一船有100多名划桨手,当船桨伸出时状似多足的爬虫,其所谓武装,则系近敌时,此100多名桨手都可以投入战斗。威尼斯整备蜈蚣船50只,最低限度即需划桨手6000人,虽说部分可以在亚德里亚海北岸斯拉夫人的地区招募,以一座只有1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如时完成这样的整奋,也可谓已经竭尽其力。

可是威哈陶因不能履行他的合约。东征人马预定33500,届时只有10000人凑集停当,同时他们没有办法筹集84000银马克之供应费。领导人再三请赞助人捐输,也只凑得50000银马克。威尼斯则坚持合同里的条款,不能减半的或部分的执行。这10000远征军驻扎于威尼斯一座外围岛上,进退不得。

统领丹多罗年已80多岁,双目失明,在各种记录之中,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有些历史家臆度他早已预料威哈陶因无法履约,于是胸有成竹。然而这时的查拉,在匈牙利国王援助与怂恿之下,又叛变威尼斯,势为一个新对头,也可能为亚德里亚海商业间的竞争者。况且地处于威尼斯船舰往东途中,也是今后安全的威胁。

丹多罗即建议,如果东征的武士会同他剿灭查拉的叛变,获得的战利品不难抵作合同内的供应费计算。西欧的武士无意将对土耳其人及埃及人作战的计划用在斯拉夫人身上,同时这一改变计划要他们攻击基督教徒的同教人,只是船只与供养都在威尼斯人手里,他们驻地和威尼斯也有海沼之隔,总之无可奈何,只好听丹多罗摆布。

十字军不费气力的攻占查拉,已是1202年的11月,而且这地方一被占领,拉丁的武士即与威尼斯海军队伍因争夺战利品发生冲突,双方经过制压之下,没有酿成大变,但是严冬快要降临,于是决定在查拉过冬,明春再向圣地进发。

此时即有所谓阿鲁修士皇子(Young Alexius)出现。阿鲁修士皇子是现下拜占庭皇帝阿鲁修士三世的侄子。据他称叔父篡位,并且又对十字军的运动毫无贡献。如果威哈陶因的10000人和威尼斯的海军帮他进军君士坦丁堡,赶走篡位的叔父,他自己登上拜占庭大宝之后,当立即打开国库,尽量的支援东征,甚至还派兵10000人参加战役。十字军的武士既已在查拉有了一次的改变路线,再迂回一次,也无碍大局,况且他们也早闻名于君士坦丁堡之富裕,所以除少数的武士不同意而中途退出,大部分船舰人马,放弃了东征的路线,而移戈北向。

经过一场战斗,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但是在纷乱期间阿鲁修士三世出走之前,已将国库金银及珍宝携走一空。阿鲁修士皇子虽登极为阿鲁修士四世,他的政令还不能奉行,他颁布的新税也为人民反抗。他自己率兵企图擒获在逃的叔父,也没有结果。此时十字军已退出城外驻扎,他们向阿鲁修士四世讨账,从夏至冬毫无结果,有一次还几乎为拜占庭人设伏所害。

1204年年初拜占庭帝国里的希腊人发生政变,他们将阿鲁修士四世处死,又立了一个新皇帝,称阿鲁修士五世。新皇帝对西方联军毫无负担债务的表示,却一心着手修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于是丹多罗和威哈陶因商量,决心推翻整个拜占庭希腊人的政府,另推选西方来的一个贵族作皇帝,也另派一个威尼斯人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事成之后新皇帝管辖国都与国境1/4的地方,其余3/4,由威尼斯和十字军的统率人对分。这就是日后威尼斯占领君士坦丁堡3/8面积的由来。

第二次攻城战发动于1204年4月,以威尼斯战舰出力最多,这些战舰上面装设着攻城工具如掷石机和云梯。其桅杆上则装有平台,当船舰行驶至靠海的城墙边上时,平台上的战士缘着绳索跳上女墙,又再援引其他的战士登城。第一座碉堡被占领,其他的工事也望风瓦解。城破之后战胜者执行传统的奸淫掳掠三日。联军统帅命令所有的物品缴纳集中均分,据称财物值40万银马克,又有甲胄一万副。十字军人的回忆录都认为威尼斯统领丹多罗为全部经过之主宰。他的筹谋不见诸文字。很可能他认为契约与债务必须严格信守,如果国家的首长不负责,可以责成全民负责。

可是如此一来,十字军恢复圣地的目的全部置之脑后。将希腊瓜分只能在纸面上为之,然则事实上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西方的武士也在重要区域及据点布置了不少的藩属地带。而以威城占领的地区最为广泛。在君士坦丁堡,所辖包括码头和港口。她又付出一部分现金,获得克里特岛全岛的所有权。在爱琴海则取得一座叫黑桥(Negroponte)的港口,在希腊半岛的东南则又控制了莫登(Modon)及柯仑(Coron)。这些据点再加以威尼斯原已控制的查拉和拉固沙,和中东海岸基督教徒原已据有的亚魁(Acre),内中也有威尼斯的居留地,就造成了地中海上商业王国的立足点,与近代英国之控制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亚力山大港及苏伊士的情形类似,只是威尼斯先动手了600年。同时她又与拜占庭的拉丁皇帝订有条约,凡与威尼斯作战国之人民不得来帝国经商。直到1261年拉丁皇帝被推翻,威尼斯实际上独霸着东地中海的领海权56年。但是东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被分割的殖民地,有些历史家认为是不出200年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先声。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充分的了解威尼斯的政府不是我们平常心目中的政府。它凡事都以威城商业兴趣为转移。有人曾说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虽过于简化事实,却给一般读者一段直接的概念。

从丹多罗的事迹看来,威尼斯的统领出将入相,可能掌握相当的权力,不过这权力逐渐地被检束,否则一个半世纪之后,华立罗就用不着采取兵变方式夺取政权了。这后面的背景,也是人文发达,商业组织趋繁复,大凡有技术性的问题,委员会的处置比寡头政治来得有效。在此条件下,威尼斯的贵族逐渐抬头,他们一方面凌驾于一般平民之上,一方面也就减缩统领的职权。

威尼斯的统领系终身制。最初的统领由拜占庭帝国任命,从11世纪以来,都由本地人士选举产生。自西元726年至威尼斯1797年灭亡,全部统领的名单仍在,共119人,所以在1071年的历史里,平均任期为九年。这统领的职务也是世界上依选举制而产生之最久者。

统领名单也表现威尼斯初期政治中大家巨阀的力量显著。例如西元811年至942年之131年中,帕底西巴扎(Participazio)家任统领的7 人,西元887年至979年之92年中堪定诺(Can-diano)家任统领者5人。自1096年至1172年之76年间,有62年之内统领的职务不出于麦其尔(Michiel)及其女婿之家里。以后遗传的力量仍是雄厚,例如康大黎尼(Contarini)家有统领8人,摩洛西尼(Morosini)家出统领4人,即丹多罗家也有4人任统领。不过同一家的统领,不集中于一段紧凑的时间内,表示威尼斯这些有声望的家庭始终在岛上保持他们的门第,只是最高的权力不为任何一家垄断而已。

统领虽为终身制,但被弹劾的情事亦经常有之,像华立罗被判死刑虽算特殊,但是威尼斯的统领被暗杀、被罢免和被流放者重见叠出,不足为奇。吊诡(paradox)的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威尼斯政局只历经极短时间的颠簸,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像华立罗事件之迅速而有决定性的处理,即未产生任何余波,其后面之背景是:威尼斯之贵族(大约200家),代表着1000多人的大会议,始终不放弃对局势之掌握。

防制统领大权独揽,威尼斯采取种种办法,有些甚为离奇。

统领之选择以秘密投票方式由41个选举人决定之。但是这41个选举人自身却经过一个极为复杂而又琐碎的办法产生。自1268年之后,首先在扩大会议有资格的会员内抽签而产生30人,次在此30人内抽签淘汰而为9人,此9人即开始选举40人。此40人又不是选举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为12人,此12人又选举25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至9人,此9人再选举45人。此45人经过第三次抽签淘汰为11人,这11人才选举出来上述的41个统领选举人。全部程序一共抽签5次,提名投票4次,有如“三跪九叩首”,还只产生了41个选举人。

另外一个防制统领擅权的办法,叫做“统领的誓辞” (promissione)。这种誓辞由来已久。最初不过是一种形式,由就职的统领自己拟稿,表示他愿意尽力履行他的职责。可是后来越来越复杂,11世纪之后,新统领就职前,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誓辞,另外一个委员会检阅前任统领的记录,如果发现以前没有防范得周到,使前任统领得以自由行动的地方,可以在此时提醒草拟委员会注意,将防制的办法添入誓辞之内。于是誓辞等于一件合同。在1229年威尼斯责成统领翟波罗(GiacomoTiepolo)的誓辞,新统领除了他的薪水和附近城市所进贡他份下所得苹果、樱桃和螃蟹之外不得在职务内有法外之收入,他主持自由捐款,尊重国家秘密。不能单独与教皇、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或其他国王有私人文书来往。他接收的礼物有极严格的限制。他不能提出统领的继承人。1275年统领康大黎尼(JacopoContarini)的誓辞,则禁止新统领(时年81岁)未得扩大会议同意与外国人结婚、他和他的儿辈不能在威尼斯所辖地域之外购买地产、不得承购政府的公债、他们在威尼斯殖民地内的地产限于统领就职一年内转让与人。他的儿辈除任驻外大使或船长外不得在政府内接受任何职务。

威尼斯之成为一个城市国家,初时接受希腊罗马传统,最低限度在外表上,政府的权力由全民大会(general assembly)产生。全民大会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形式,不过在产生新统领和宣布重要国策时,群众聚集于圣马可广场,有些则栖身船上。通常一声叱喝,算是在民意上获得表决。在社会进化、政府组织越趋向技术化的条件之下,扩大会议(great council,Maggior Con-siglio)在13世纪成为真正权力的基础。这会议囊括威尼斯所有重要的家庭,当初也包含着在大陆上领有土地,可追溯到以前家世的贵族和城中重要的绅商。可是其间的界限,越来越含糊。1297年后,扩大会议固定其会员资格,限于以前曾任会员。 1323年会员之资格可以世袭。不久之后所有会员及其婚姻子孙记入“金谱”(Golden Book)。其中男性之成年人,通常1200人至2000余人,为扩大会议之会员,凡是威城政府之重要职务,无不被他们揽纳。因为扩大会议最重要的职务为选举,通过选举权,此机构也是全市权力的基础。我们所说威城的贵族,在13世纪之后,也纯粹指金谱上有名之人士,很多专靠祖先经商起家。不过这并没有完全截斩社会的流动性,金谱之世袭由父系决定,没有不能与平民结婚的限制。平民也仍能经商致富,超过金谱有名的人士。以后少数的贵族,有些沦落到极为穷困,目不识丁,靠救济金生活。亦间有平民也被升迁为贵族。例如 1381年威尼斯击败热那亚来犯之后,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军功升为贵族。

大会议人数太多,不能主持经常性的事务,于是授权于参议院(senate)及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forty)。这两个机构有司法及立法权,有时也合并开会,四十人委员会对刑事案件有复审权,有时像最高法院,有时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个委员会。此外统领也有统领委员会,似同内阁。前述的十人委员会,则完全是一个公安机构,所辖如国家保密局。不过威尼斯1000多年的历史内,这些机构的性质常有变动,并且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以幕后征集意见解决。各种临时委员会(zonta)也多得不可胜数,如判决华立罗死刑之法庭,即系一个临时委员会。通常一个带活动性的政客,同时兼摄好几处的职务,如海军高级将领也出席参议院的会议,舰队的司令官则由统领和四十人委员会的头目商询后委派。总之各种任务互相牵连重叠,没有一个机构能独行其是。一般各机构的任职为一年,连选得连任,被选人一定要服务,不许推辞。

以今日看来,我们可以觉得威尼斯的体制,让人口内6%至7%的贵族去垄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无乃专制之甚。可是这在中世纪即算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开明。因为全民自治事实上不可想象。在几个小岛上,以一两千人主持国政,也包括了大致上应该缕列的人物。欧洲在中世纪趋向近代时,占有土地之贵族(landed nobility)和新兴的绅商常发生冲突。威尼斯没有封建的传统,也不设陆军,在大陆上作战通常以雇佣军(condottieri)为之,抽税则以间接税(如关税、货物转口税、食盐公卖等)为主。在这种条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冲突,即在15世纪之后,在大陆上拥有相当多的领土,威城人士经营的农场仍只以收入为主,其财富不特别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势力。

威尼斯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约束,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现象。威城有60个到70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神父由区内房产所有人推举,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级的僧侣,由参议院提名后由统领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选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patron saint),此人即是圣马可,其意义有如中国之城隍。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与统领之官邸毗连,等于统领的附属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带有独立的气派,一般僧侣受贵族监视,有如各种文官组织。于是引起一位现代学者说:“威尼斯之处置教会事宜,好像罗马简直就不存在。”

当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长期斗争之际,威尼斯能够在两方之间左右逢源,由来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请神圣罗马皇帝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城中会面。中世纪以来,教廷与各处侯王及国王冲突时,教皇执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即是“开除教籍”,此处分加于国家首领及于全国全城。当施行时,对被处分者之从属关系及所作誓辞与契约及义务,一律取消无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为他们主持养生送死的仪式。凡婚姻关系遗产转让等之受教规决定者,也失去凭籍。被开除教籍的人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们的船只和货物也可以听由掠取没收。历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牵涉到神圣罗马帝国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约翰,均在这种处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开除教籍的处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干涉费瓦瓦(Ferrara)王子之继承,而后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开除教籍。一时费瓦瓦附近的城镇联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道歉赔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产生外界的困难,没有引发内部真正的危机,也仍归功于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内长老僧侣。

自12世纪以来,在今日德国境内之王室贵族,分为两个党派,其影响所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央集权,其幕后多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32)。这种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入,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水阶级之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出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高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顾这种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颁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洞,放贷收息进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部驱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胸前要缝缀黄色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斯社会上的商业性格,还是要追究于本身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色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管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条件下,她处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口。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资吸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向与动机了。

威城本身没有农业人口,这城市里的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她出口的毛织品大部分来自西欧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兰。16世纪之后她的纺织业曾一度抬头,以漂染丝织品为盛,其生产方式大部分依赖“外放分工办法” (putting-out system),经理人将工作分派于海沼内外及大陆边缘各地,并无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镜子、肥皂、金属装饰品之制造,当日半属奢侈品,也无从大量的生产。造船和制币用人较多,则经过政府人员密切的监视。

各种作业,另有他们的同业公会。威尼斯一共有百余家同业公会。同业公会除了维持制造的标准,厘定学徒的经历出身外,还有周济本行孤寡穷困的义务,会长由同业推举,并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负责。威尼斯最大的行业是海员,但是海员不许组织公会。此外我们认为是自由职业者(profes-sionals),如律师及公证人(notaries),也没有公会。对外贸易的商人更无需组织公会,因为整个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们的一个大公会。

威尼斯被历史家一致认为效率高、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部的结构,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商业并没有被少数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参与。即匠工寡妇,稍有储蓄,也可以参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资。此城市行征兵制。征兵的方法为预先将壮龄男子组成12人的集团,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时按次序征召入伍。但是征兵不作陆战之用(陆战用雇佣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军。在长期间内,威尼斯又常采取战时体制,商船组织护航队,有些尚为政府所有,因此商业舰队与海军之间,出入甚微。总之,他们的活动即为全城安全与生计之所在。这些条件都足以养成上下人心团结。专政的贵族,既没有留给一般平民必须生事造反之动机,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会,因之能造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但是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饰威城强调特务政治的缺点。密探活动频繁,对劳工谋反的处置过度的严厉。也不能掩饰她的强硬对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点,局势不利的时候,便使自己陷于困窘。而特别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下,统治阶级猜疑满腹,也就在这种时期之中,可能发生华立罗事件之类疑案与阴谋。

从上面的缕叙看来,我们认为威尼斯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不容疑义。可是这种论断,仍不能推翻当前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是19世纪创用的名词,我们将之施用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进之间,还没有把疑难之处解释得很清楚,却又产生了新的疑难和误解?

这也就是缕叙至此,我们还不能决定何者是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格,何者则是威尼斯岛国特殊的情形。除非将其他带有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或其代表作过一番类似详尽的缕叙,我们无法用归纳法将以往的事迹归并于现用名词之下,使之解答现有问题。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意大利,可以算为多数的学者和作家所公认。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为她的记录最详尽,局势最显然,发展不仅不遭挫折而且历时最长久。至于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情形也应该有一两段的概述,才能使读者相信威尼斯的发展已经一马当先,在初期资本主义形成时,确是个中翘楚。

先说佛罗伦萨(Florence):这城市跨越亚诺(Arno)河上,曾先后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国占领,在12世纪成为一座自治的市镇。此间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历史根据。有些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业公会可能远在1100年或稍后的期间已开始活动,虽说现存文献只能推证到1182年。佛罗伦萨以纺织业和银行业著名。这城市起先输入英国及法兰德斯(Flanders,比利时及法国荷兰之一部分)之毛织品,加工染色之后卖出,以后径自输入羊毛,自织自造。在14世纪初期,年产毛布80000匹,雇用劳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业中心之一。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与路卡及塞纳(Siena)齐名。他们一部分的业务,是将各国的基督教徒什一捐汇给教会。其实各地早有包税人(tax farmers)包办,银行家接收他们的汇款后并不直接缴解。如英国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银行即通过他们大批收买羊毛,再转送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或意大利本国发卖。银行之总行则先垫款与教廷销账。于是出进之间获收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以高利贷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风险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账,银行关闭影响全城生计之事情。

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由德国传入意大利,也使佛罗伦萨大受影响。 1282年亲教皇派得势,立刻引起城中7个高级同业公会专政。这7个公会有两个代表毛织业(一个主持进口昵织品之加工,一个主持本地之织造),一个主持丝织品,一个主持银行业,一个主持医药及制肉香料之进口,一个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证人,一个主持皮货之贩卖。其中前4个同业公会最为重要,他们挟有雄厚的资本,重要的公会,有私人组织的军队护送商业交往,在沿途设有栈居,能与外国当局协定关税,解决彼此争执,也备有法庭法警和监狱。

原来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所谓保皇党代表乡镇封建制度里遗下的贵族(欧洲的封建制度本来就是一种农业社会的组织),亲教皇派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绅商,此为一种粗枝大叶的解释,实际情形各时各地不同。佛罗伦萨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腊的拜占庭帝国进攻后,神圣罗马帝国及教皇企图掌握这地方,两方都从封建制度的组织着手。当日风气败坏,主要的僧侣都私自成婚生子,于是也可能在各处拥有地产,遗传子孙。城市中的贵族则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获得不同的附属位置,所以也不算是白手起家。他们力量充实之后,就强迫近郊的骑士在城中备置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内,必有一部分时间居住于城市之内。这种低级贵族与城中绅商通婚的情形相当多。况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corporation)的原则组成。有势力之豪族则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视下面的房舍。于是一段街市成为一座特别的塔垒社区(tower association)。

1282年佛罗伦萨人口有45000。过去同业公会的情形很少提及,我们只知道她于西元 1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城市如比萨及路卡发展商业,只因为据在亚诺河中游,又是陆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为工业中心。如果她的社会组织也算是资本主义体制,则此种体制也和封建制度结下不解缘,绅商与贵族不分。她的同业公会力量最充裕时,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最紧张也最无忌惮的形式”。他们派出大批探员,对少数与他们作对的劳工,动辄拘捕,轻则不发工资、不给工作,稍重则放逐。而且工人常被这些公会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丧失生命,这时候政府对各公会的处置则一味支持。

这7个高级同业公会觉得他们过于孤立,以后也曾邀请5个中级同业公会及其余的9个下级同业参加政府。其实这中下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他们都是小商店的老板,和工匠自己经营业务的小门户,包括屠户、泥水匠、面包烤户等等。有时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即对大多数纺织劳工,刻毒超过高级同业公会,并且他们自己蒙高级同业公会的青睐,也不便辜负他们的好意。参加政府的方式,通常只有象征的意义。佛罗伦萨的政府由几个市政代表叫做 prior的主持,中下级公会可以好几个合推一个市政代表,或者轮流交接一个市政代表的职位。这些中下级的公会也参加市区里的民兵。佛罗伦萨的民兵组织为 20个连。每个连有它一定的地区,各有不同的旗帜,后面都由同业公会主持。无产阶级则不准组织公会。凡是10个以上的工人集会就算违法。1345年,已经算是佛罗伦萨的民主时代(详下段),有一个纺织工人叫做白兰定尼(Cinto Brandini)的企图组织工会,半夜从床上被抓出来,虽然激起同行工人罢工,此人终被判吊刑,不久绞死。

资产阶级纵掌握全局,他们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济。读者务必明了佛罗伦萨之公会,所辖并非个人的会员,而是很多小单位。从这些小单位里又影响到很多家族间的恩怨。1301年后这城市里的亲教皇派又分成“黑”“白”两系,而且两方都从甘塞利黎(Can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现,很少人能了解黑白争执的原委,只知牵涉极为广泛,甚至同一家庭之内兄弟也为之生隙。

从西元 1343年到1382年约40年的时间,佛罗伦萨进入一段称为“民主化”的时期。原因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借贷给英国国王,被爱德华三世赖债,引起经济危机,同时黑死病使城中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段伸张的机会。但出头者仍是小资产阶级。城中的9个市政代表,高级公会只占2个,中级公会倒占了3个,下级公会也占了3个,其他一个则在三个等级里轮流充派。1378年佛罗伦萨城发生前所未有的市民运动,工人示威,政府为之垮台,以前不许组织公会之无产者,至此又组织了3个公会,将佛罗伦萨长期历史上的21个公会扩充为24个。他们并且对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提出了很多过激的要求。这城市里的高层人士,也虚与周旋。直到下层民众的组织者以为目的已达而开始松懈时,资产阶级才开始全面反攻,以后反革命的潮流继续扩张,1378年的群众领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三年之后,连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被反革命的势力淹没无余,佛罗伦萨恢复以前资本家专政的形态。

叙述如是之事迹时,历史家曾说佛罗伦萨是一个“政治上的试验管”。她经体验过“贵族主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沙弗那罗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麦迪奇(Medici)的独裁”。

沙弗那罗拉是15世纪末期的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一面攻击教皇及佛罗伦萨上级人士的靡烂生活,一方面以预言和自创的奇迹吸引下层民众,一时整个城市被他领导,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主导者。不过他对信徒的要求过于严格,由于群众对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后于1498年为他的政敌所乘,被控倡导邪说,受绞刑后尸体焚毁。

麦迪奇一家也是由银行业致富,他们在16世纪提倡自由主义,不明显地控制政府内任何固定的位置,只是用他们的财力和权势操纵佛罗伦萨的政治。在他们领导之下,佛罗伦萨的领域大为扩张,1569年后称突斯坎大公国(Grand Duchy of Tus-cany),麦迪奇其家人相继为大公爵。

米兰有很多地方与佛罗伦萨相似,也是纺织中心,所出锦缎及天鹅绒,驰名内外,也是国际贸易来往的孔道,与附近农业地域毗连,也是冶铁和制造兵器的重镇,因此受大陆政治的影响也愈浓厚。前述城中筑塔,公会与贵族相通的情形也发生于米兰。12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传遍于意大利北部,不仅城市如此,即乡镇与村庄也纷纷出面组织类似地方自治的机构。米兰则因为利害冲突,出兵吞并邻近的地方,引起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干涉。1162年腓特烈围城9个月,攻陷米兰,将全城纵火焚毁。这城市重建之后又经过12世纪之后半期,及13世纪之前半期继续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独立的地位,同时成为北意大利许多市镇之盟主。

米兰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组织的方式构成一种宗教式的会社,在13世纪开始露面,渐有能力推举城内的重要官吏,后来被少数贵族支持,成为亲教皇派。和他们相抗的,大概以低级贵族和大商人为主体,受城中大主教的支持,成为保皇党。其中情节之复杂,虽专家不敢作确切的论断。只是政争结果,保皇党获胜。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conti)一家即以此为本钱,起先取得米兰主政的地位,其次将之固定于家内世袭,在14世纪末期更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承诺,称米兰公爵(Duke of Milan)。15世纪威斯康堤一家断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Sforza)又接着为米兰公爵。1535年此城及所辖地区为西班牙吞并。西班牙治理米兰几近200年,终在国际战争中转割与奥地利。

热那亚与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持在10万左右,也以造船业和对外贸易著称。并且因为经营近东商业,和威尼斯长时间作对。她于1298年海战打败威尼斯,1380年又几乎大获全胜,舰队已经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后威尼斯东巡的舰队回航,才将她打败,热那亚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个海沼与大陆悬隔,热那亚背海的部分则三面环山。后者的权贵多在大陆接置地产,因之热那亚的政治不能脱离意大利大陆上保皇党及亲教皇派的纠纷。拥有地产的贵族在城中竞争失败被放逐,纵避居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随时卷土重来。因此热那亚的政治经常不稳定。商业的政治力量需要农业势力扶植,政争时两方都向外界乞援,成为长期以来的习惯。 1396年乞援于法国,兹后法国在此地派有总督,热那亚实际上失去了她独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为第一流的城市国家。

意大利历史向来以繁琐令人视为畏途,其中无数的末枝细节,无从一一缕列,也无法整理。可是从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立场,对其中的夹杂啰嗦却不难给予一个笼统的概说。当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现时,和封建制度没有一个可以一刀两断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张不用资本主义萌芽等字样,以免发生误解)。封建制度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威权粉碎、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和武士传统(详第一章),在前述佛罗伦萨和米兰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兴的城市国家和同业公会相沿引用。不过封建制度发展的地盘在乡村,以农业为基础,新兴的工商业出现于大城市之间,以金钱为媒介而已。原来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权精神,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资本主义旨在存积资本,不能与利润分离,而利润的由来,则是各地区间经济条件的不平衡。地方分权,才能使各地区充分发挥他们个别的优势条件。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对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一方面讲,具备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国家像佛罗伦萨、米兰和热内亚不能摒弃封建制度中内在的因素,因她不能维持一个社会中各种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之原则。资本主义的商业体制,其功能通过金钱,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另一方面,封建制度里的从属关系不便押赎转卖,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的义务与特权尤不能按时价调整。布罗代尔曾说:“任何一个依古代结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没有合适掌握着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人有利,对其他人则否,使各种事物处于淆乱状态。”这些城市里起先出现君主专制(despotism),其次央请外强干涉,都是由于这种情形发生,内外的专制皇权以强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强就范。

所以在这些城市国家内出现的新兴工业,虽有由“外放分工办法”转进到工厂制的趋势,其资本主义的体制不能算已成熟。马克思说及这些地区的“资本家生产方式”,只“或断或续的出现”(详注[42]),不为无因。

给劳工低于生活费的工资,迫害劳工,值得有正义感的人士口诛笔伐,但是这种种不仁不义之事,只要它们没有使整个组织垮台,或其运动停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致命伤。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rational system),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治的维持。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米兰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在奥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将以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回笼,但是这批资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城中虽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工业资本是不够的。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parliamentarianism of limited franchise)(不过,用“议会”[parlamento]这个字称呼立法机构,始自米兰),都替以后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创设了新例。

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时间和活动地区的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可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迄至15世纪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各国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珍宝首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毛病。1171年因为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公债、证券得以买卖。1262年又将所有公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行家兼财阀。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 diRialto)和信用通汇银行(Banco Giro of 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其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而是转账。银行家持有大型的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于现款出进。照理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圆通周转的情事经常有之。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天主教不许高利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 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 1/4。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 dei Mer-can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弟,通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队的船舱,接受其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商业的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专利,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组织经营的财团(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定它们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组织商船护航队。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为一个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船只带来生丝、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繁荣和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算浓厚。这也就是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como 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纪前期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正。从时间上看,这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经用不着说了。像“海损”(averaging 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e 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 (bo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 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 (calculable legal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 curia di 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 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结成一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效率或无效率(comparative efficiencyor deficiency)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显。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下面两章介绍资本主义在荷兰和英国展开的经过,当中也不乏这些国家打破现状创造新局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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